第一章
信息是什么？

最基本的概念总是很难定义。因为后续的一切都以这些概念作为基础，反而让人难以想象这些概念背后还能有什么更基本的概念。就像物理学家很难去定义物质与能量，生物学家很难去定义生命，而哲学家也很难去定义现实。

许多哲学家、生物学家，甚至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地把信息视为现实的最基本要素，甚至比物质或能量还基本。 ^[1] 这也就难怪，现在谈到该如何定义信息，谈到信息与生命演化、信息与各种物理基本概念（比如熵、热力学定律、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之间关系的时候，总有许多争议。 ^[2] 本书并没打算解释甚至解决这些争议，也没有要为“信息”提出一套在物理学、生物学与其他任何知识领域都能通用的定义。因为这就是一本谈历史的著作，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过去与未来发展，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也就集中于信息在历史中的定义与作用。

通常情况下，信息是与各种人造符号（例如口语或书面语）联系在一起的。以军鸽谢尔·阿米与被困营这个故事为例。1918年10月，美国远征军正试图从德国手中夺回法国北部，一个由超过500名美国官兵组成的营受困敌后。美军炮兵想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却搞错了这群官兵的位置，结果炮火直接落在他们头上。该营指挥官查尔斯·惠特尔西少校急需让总部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但没有任何士兵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许多说法指出，惠特尔西最后的希望就是一只名为谢尔·阿米的军鸽。惠特尔西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我们沿着平行于276.4的道路前行。我方的炮火就落在我们的位置上，拜托赶快停下来。”这张纸条被放进一个小筒里，之后绑在谢尔·阿米的右腿上，然后将它放飞。该营的二等兵约翰·内尔多年后回忆说：“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要是那只孤孤单单又吓坏了的鸽子没能飞回鸽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

目击者后来讲到谢尔·阿米是怎样飞入德军的猛烈炮火中的。有枚炮弹就在它的正下方爆炸，炸死了5个人，它也身受重伤。一块儿碎片撕裂了谢尔·阿米的胸口，它的右腿几乎被炸断，只剩一条肌腱连着。但谢尔·阿米撑过去了。这只身负重伤的信鸽花了大约45分钟，飞了40千米到达师部，右腿残肢上还绑着那个装有重要信息的小筒。虽然各方对确实的细节还有争议，但显然美军调整了炮火的方向，并发动了一轮反击，拯救了这个被困营。谢尔·阿米后来经过军医照料，作为英雄被送至美国，成了许多文章、短篇故事、儿童读物、诗歌甚至电影的主题。这只鸽子根本不懂自己送了什么信息，但正是它递送的纸条上所记录的符号，拯救了几百人，使他们免于战死或被俘。 ^[3]

然而，信息的组成不一定非要靠人造符号。就像《圣经》里的那场洪水，挪亚之所以能知道洪水终于退去，是因为他从方舟里放出去的鸽子叼着橄榄枝回来了。接着上帝在云中划出一道彩虹，作为他立约的神圣记号，承诺不再用洪水淹没地球。鸽子、橄榄枝与彩虹从此也成了和平与宽容的象征符号。甚至有些比彩虹更远的物体，也能成为信息。对天文学家来说，星系的形状与运行都是重要的信息，它们诉说着宇宙的历史。对航海家来说，北极星能让人知道哪里是北方。对占星师来说，满天星斗就是宇宙的脚本，这些信息透露着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未来。

当然，要不要把某个事物定义为信息是视角的问题。虽然天文学家或占星师可能会认为天秤座是一个“信息”，但这些遥远的星星可不只是人类观察者的布告栏。这些星星上可能有个外星文明，完全不知道我们从他们的家园获取了怎样的信息，又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同样，一张有着墨迹的纸条，虽然对一支军队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但也可能是一群白蚁的大餐。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信息，但也可能不是。这样一来，就让定义信息这件事变得十分困难。

在军事间谍史上，间谍必须秘密传递各种信息，而信息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并不只有法国北部。1915—191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也争夺着中东地区的控制权。英国先是击退奥斯曼帝国对西奈半岛与苏伊士运河的进犯，接着反过来便入侵了奥斯曼帝国。但在1917年10月之前，奥斯曼帝国从贝尔谢巴延伸到加沙的防线一直固若金汤。无论是第一次加沙战役（1917年3月26日）还是第二次加沙战役（1917年4月17—19日），英国都难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亲英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间谍网络，代号为尼利（NILI），负责将奥斯曼军队的动态向英国通风报信，而他们找到的与英军传递信息的方法之一就是百叶窗。当时尼利有一位指挥官叫萨拉·阿伦索恩，她有一所俯瞰地中海的房子。依据一套事先约定的密码，她只要关上或打开某扇百叶窗，就能把信息传递给海上的英国船只。包括奥斯曼的士兵在内，许多人都能清清楚楚看到那扇百叶窗，但只有尼利的特工与英方的情报人员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重要的军事信息。 ^[4] 所以，什么时候百叶窗就只是单纯的百叶窗，什么时候百叶窗又是在传递一则信息呢？

奥斯曼人最后破获了尼利间谍网，部分原因是一场奇怪的意外。当时尼利除了用百叶窗，也会用信鸽来传递密码信息。1917年9月3日，一只信鸽飞偏了，就这么不巧，降落到一名奥斯曼军官的家里。那位军官虽然发现了密码信息，却破译不出来。然而，信鸽本身就已经是极关键的信息了，这等于告诉奥斯曼人，有个间谍组织正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说过“媒介即信息”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那只鸽子本身就是信息。尼利的特工得知那只信鸽被捕获之后，立刻把他们手里剩下的信鸽全部杀掉埋了，因为当时只要拥有信鸽，就等于透露了一则有罪的信息。然而，这场信鸽大屠杀并没能拯救尼利。这起间谍案在一个月内被破获，几名成员遭到处决，萨拉·阿伦索恩则选择了自杀，以免自己受不了酷刑而泄露尼利的机密。 ^[5] 所以，什么时候鸽子只是单纯的鸽子，什么时候鸽子又是一则信息呢？

显然，信息的定义绝不限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实体对象。任何物体，比如星星、百叶窗、鸽子，只要放到正确的情境下，就可能成为信息。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境会把这些对象定义成信息呢？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情境是为了寻求真相，这些对象就能被定义成信息。换句话说，只要打算用某个对象来找出真相，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信息。这种观点将“信息”与“真相”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并假设信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现实呈现出来。既然世界上有个现实就摆在那里，而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呈现出现实的对象，我们当然就能用信息来了解现实。举例来说，尼利向英国提供的信息，是为了呈现关于奥斯曼军队动态的现实。要是奥斯曼帝国在加沙（其防御重镇）集结了一万名士兵，只要有一张纸条，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一万人”与“加沙”，这张纸条就可能是一条重要信息，有助于英国赢得这场战斗。但如果在加沙的奥斯曼军队实际上已达到两万人，那张纸条不仅未能准确呈现出现实，而且可能让英国犯下灾难性的军事错误。

换言之，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就是要试着呈现出现实，如果成功，我们就会说这条信息是个真相。虽然本书对于天真的信息观多有异议，但对于真相就是对现实的准确呈现这一点倒是所见略同。不过本书同时也认为，多数信息并不是想要呈现现实，真正能够定义信息的完全是另一套标准。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其他生物与物理系统，大多数信息并没有要呈现出任何东西。

这个复杂而关键的论点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所以这里请容我再多花点儿时间来谈谈。

真相究竟是什么？

本书所谓的“真相”，代表的是能够准确呈现出现实的特定方面。真相概念的前提是必须真的存在某个普遍的现实。宇宙中曾经或即将存在的任何事物（从北极星、尼利的信鸽再到占星学的网页），都是这个单一现实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寻求真相就成为一项普遍的工程。虽然不同的个人、国家或文化可能有不同的信念或感受，但由于所有人都共享一个普遍的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真相。这样一来，如果不相信普遍主义，就等于拒绝了真相。

然而，真相其实并不直接等于现实，因为一则叙事无论多么贴近真相，都无法真正呈现出现实的所有方面。如果尼利特工在纸条上写着加沙有一万名奥斯曼士兵，而且加沙也确实有一万名士兵，这虽然准确地指出了现实的某个方面，却也忽略了许多其他方面。光是计算某种实体的数量（不管算的是苹果、橘子还是士兵），就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实体之间的相似性上，但同时也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6] 举例来说，只讲加沙有一万名奥斯曼士兵，但没有说明其中有一些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一些是初上战场的新兵。1000名新兵搭9000名老兵，与9000名新兵搭1000名老兵，在军事上的现实可是完全不同的。

士兵之间的差异还不是只有沙场经验。有些很健康，有些在生病；一些奥斯曼军人是土耳其人，而另一些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或犹太人；有些很勇敢，有些却很懦弱。事实上，每个士兵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各自的父母和朋友，也有各自的恐惧与渴望。一战时期，像威尔弗雷德·欧文这样的诗人就曾试图表现出军事表象背后的东西，而那是单纯的统计数据所无法准确传达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光写下“一万名士兵”肯定就扭曲了现实？难道要描述1917年加沙周围的军事局势，就必须完整写出每个士兵独特的历史与个性？

想要呈现出现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实总包含许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讲到英国入侵奥斯曼帝国、尼利这个间谍组织，以及萨拉·阿伦索恩所做的事，你问问现在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有许多各自独立的现实，也不意味着没有历史事实这回事。现实始终只有一个，但现实却十分复杂。

现实包括客观层面的客观现实，不受个人信念的影响。例如萨拉·阿伦索恩在1917年10月9日身亡，死因是开枪自杀，这就是一项客观现实。如果说“萨拉·阿伦索恩在1919年5月15日死于飞机失事”，那就是一个错误。

然而，现实也包括主观层面的主观现实，涵盖的是每个人的信念和感受，在这种时候，我们并不会说这些现实是错误的。举例来说，以色列人多半会认为阿伦索恩是一位爱国英雄，这是一个事实。在她自尽三周后，英国在尼利提供的信息协助下，终于在贝尔谢巴战役（1917年10月31日）与第三次加沙战役中（1917年11月1—2日）突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防线。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布英国政府“赞同地看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人看来，这部分归功于尼利与萨拉·阿伦索恩，以色列人对后者的牺牲也十分钦佩。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评价就完全不同，并形成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他们对阿伦索恩毫无钦佩之情，要么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人，要么觉得她单纯是个帝国主义的特工。虽然我们这里谈的是主观看法与感受，但我们仍然可以将真相与谎言区分开来。因为看法与感受——像星星和鸽子一样——都是普遍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说“萨拉·阿伦索恩因为在击败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所有人的钦佩”，这会是一个错误，是与现实不相符的。

影响人们观点的因素，绝不只有国籍一个。光是在以色列，男性或女性、左翼或右翼、正统派或世俗派的犹太人，都可能对阿伦索恩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犹太教禁止自杀，所以正统派犹太人很难把阿伦索恩的自杀看成一种英雄行为（事实上，她未能获准埋葬在圣地的犹太人公墓里）。最终，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生活经验集合而成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如果要描述现实，就必须列出其中的所有观点？比如，如果要写一部关于萨拉·阿伦索恩的传记，就得明确写出所有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对她的感受？

如果走向极端，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可能让我们想以一比一的比例来重现这个世界。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论科学的精确性》（ On Exactitude in Science ，1946），它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古老帝国，沉迷于给领土画出越来越精确的地图，直到最后制作出的就是一张一比一的地图，而整个帝国都被这张帝国的地图覆盖。这个野心勃勃的、想要绘制整个帝国的计划实在浪费了太多资源，帝国也为之崩溃。接着，这张地图也开始瓦解。博尔赫斯告诉我们，只有“在西部沙漠里，还能找到这张地图的几块碎片，偶尔为野兽或乞丐遮风挡雨” ^[7] 。一张一比一的地图，或许看起来是以最终极的形式呈现了现实，但显然这已经不能再说是呈现或再现了，这其实就是现实。

关键是，就算能对现实做出最贴近真实的描述，也永远无法完整地呈现现实。每次想要呈现现实，都会有一些方面遭到忽略或扭曲。所以，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代表一比一地呈现出现实。所谓的真相，一方面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忽略某些东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描述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有些描述会比其他描述更贴近真实。

信息有何作用？

前面提过，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的作用就是呈现现实。虽然这种观点也知道有些信息无法真正呈现现实，但它会认为那些都是所谓“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之类的不幸案例，从而选择忽略。所谓错误信息，是一种无心之过，虽然想要呈现现实，但不小心出了错误。所谓虚假信息，则是故意说谎，是有意扭曲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天真的信息观还相信，如果想要解决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造成的问题，方法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这种观念有时候也被称为“反言论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审理“惠特尼诉加州案”（1927）时就认为，应对虚假言论的办法就是提出更多的言论，只要自由讨论的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要呈现出现实，随着世界上信息量的不断增长，可以想象信息的洪流就能揭露时不时出现的谎言与错误，最后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贴近真实。

就这个关键论点而言，本书强烈反对这种天真的信息观。当然，有些信息试图呈现现实，而且也算成功，但这绝对不是信息的定义特征。前文我谈到星星也是一种信息，也随口把占星师和天文学家并列。读到那部分内容的时候，如果是相信天真的信息观的读者，很可能觉得浑身不自在。根据天真的信息观，天文学家通过星星得到了“真实的信息”，而占星师只是想象自己从星座里读出了些什么，所以只能说这些信息要么是“错误信息”，要么是“虚假信息”。如果人们能得到更多关于宇宙的信息，他们肯定再也不会相信什么占星术了吧？但事实是，有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占星术都在深深影响着历史，甚至到今天，仍然有数百万人会在做出人生重大决定之前（比如读什么专业、和谁结婚），先查查自己的星座。截至2021年，全球占星市场估值已高达128亿美元。 ^[8]

我们不论对这些占星信息的准确性有何看法，都无法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占星不但影响了爱情，甚至还影响了一系列帝国。比如，罗马皇帝在做决定之前就常常会先问问占星师的意见。事实上，占星术在当时被如此尊崇，以至于只是偷看在位皇帝的星盘都成了死罪。当时认为，一旦看了星盘，就能预测皇帝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逝世。 ^[9] 直到现在，有些国家的统治者仍然很看重占星学。比如在2005年，缅甸军政府据称就是根据占星的建议，将首都从仰光迁至内比都。 ^[10] 无法解释占星术历史意义的信息理论显然是不充分的。

从占星术的例子可以看到，各种错误、谎言、幻想与虚构故事其实也是信息。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与真相有本质的联系，但事实不然。信息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本来就不是要呈现既有的现实，反而是要将各种不同的事物（无论是夫妻还是帝国）联系在一起，来创造出全新的现实。真正定义信息的是“联结”，而不是“渲染”或“象征”：只要能将各个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就是信息。信息不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而是要把事物组织起来：占星术把恋人放进一种占星术队列中，政治宣传把选民放进一种政治队列中，进行曲则将士兵放进一种军事队列中。

音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多数的交响乐、旋律与曲调都不是要呈现某种现实的东西，所以如果问音乐是真是假，其实没有意义。这些年来，虽然人类写出了很多糟糕的音乐，但并没有“假音乐”一说。音乐虽然并不是要呈现某种现实，却能够让许多人产生共鸣，有同样的感受，做出同样的动作。音乐能让士兵列队行进，能让夜店的众人一同摇摆，能让教会会众有节奏地鼓掌，也能让运动赛事的观众齐声高唱。 ^[11]

信息在联结事物方面的作用绝不限于人类的历史，同样可以认为，这也是信息在生物学方面的主要作用。 ^[12] 以DNA为例，正是这种分子信息让有机生命成为可能。但像音乐一样，DNA并不是呈现或再现什么现实。虽然一代又一代的斑马都会躲避狮子，但斑马的DNA中并没有一串碱基代表“狮子”，也没有一串碱基代表“逃避”。同样，斑马的DNA里也没有任何碱基代表太阳、风、雨或是斑马一生会遇到的任何其他外部现象。此外，DNA也不会呈现出比如身体器官或情绪这样的内在现象。没有任何碱基的组合是在呈现一颗心脏或是动物的恐惧情绪。

DNA并不是去呈现或再现既有的事物，而是协助产生全新的事物。例如，各种DNA碱基串会激活细胞的化学程序，产生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也不是在呈现什么现实，而是在体内循环，激活更多的化学程序，提高心率，让更多的血液流向肌肉。 ^[13] 这样一来，DNA与肾上腺素就能联结心脏、腿部和全身各处数万亿的细胞，形成一个功能网络，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躲避狮子。

如果DNA只是在呈现某种现实，我们可能就会问：“斑马的DNA是不是能比狮子的DNA更准确地呈现现实？”“会不会某匹斑马所携带的是能够呈现真理与真相的‘真DNA’，而另一匹斑马则携带了会造成误导的‘假DNA’？”当然，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评估DNA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它所产生的有机体能否适应环境，而不是去问DNA是否真实。虽然我们常常谈论DNA“出错”的问题，但这指的是在DNA复制过程中的突变，而不是指能否准确呈现现实。如果某匹斑马产生突变，抑制了肾上腺素的分泌，它就可能因适应性降低而丧生，于是它数以万计的细胞彼此之间将不再联结，所形成的斑马网络就此瓦解。网络出了这种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瓦解，而并非产生虚假信息。至于国家、政党、新闻网络的情况，和这里的斑马网络并无不同。真正让这些网络无法生存的，并不是对事实有了错误的呈现，而是网络内部瓦解而失去了联结。

值得一提的是，DNA复制中的错误并不见得永远不利于适应性。有些时候，突变能提升适应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突变，就不会有演化了。所有的生命形式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那些基因上的“错误”。正因为DNA并不是去呈现既有的现实，而是去创造新的现实，才让我们得以享受演化的奇迹。

让我们先暂停一下，好好想想其中的含义。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这个定义依然可以包括信息是现实的呈现这种观点。有时候，仅仅如实呈现现实，就能将人类联结在一起，比如1969年7月，6亿人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与巴兹·奥尔德林踏上月球。 ^[14] 屏幕上的影像准确呈现着38.4万千米以外的事，而看着这幅景象就能让人产生敬畏、自豪和四海一家的感觉，感觉全人类都被联结在了一起。

然而，还有其他方式也能催生这样兄弟般的感情。把信息的重点放在联结上，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处理那些重点并不是要呈现现实的信息类型。有时候，就算呈现的是错误的现实，也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联结。比如，数百万登月阴谋论的追随者，看着一段声称美国从未成功登月的YouTube（油管）视频。虽然这些视频图像传达的是错误的现实，但仍然能让人对政府义愤填膺，或是对自己的智慧扬扬得意，于是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新群体。

有时候，就算信息完全没有打算要呈现现实（无论是准确的还是错误的），也能联结形成网络，比如DNA信息联结着数万亿个细胞，激动人心的音乐联结着成千上万的听众。

最后一个例子是扎克伯格对元宇宙的愿景。元宇宙就是完全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并不像博尔赫斯在《论科学的精确性》中讲述的那个帝国想打造的一比一地图，也不是想去呈现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而是想要增强甚至取代我们这个世界。元宇宙不是给我们提供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盐湖城的数字复制品，而是邀请所有人用全新的地景与规则建立新的虚拟社群。到2024年，元宇宙似乎还是个过于夸张的白日梦，但再过几十年，或许就会有数十亿人迁移到增强的虚拟现实中生活，大部分的社交与职业活动都会在那里进行。到时候，人类之间建立的关系、参与的运动、从事的工作、经历的情绪起伏，可能都不再是由原子组成的，而是由比特建构的。到那个时候，或许只有在某些偏远的沙漠才能找到几张旧现实的碎片，偶尔为野兽或乞丐遮风挡雨。

人类历史的信息

相较于天真的信息观把信息视为现实的呈现，如果把信息视为一种社会联结，人类历史的许多方面就更能说得通，除了能解释占星术，也能解释一些更重要的事物，比如《圣经》为何在历史上如此成功。或许有些人会小看占星术，觉得这只是人类历史的古怪杂耍，但讲到《圣经》，可就没人能否认它在西方历史中的核心角色了。如果信息的主要作用真的是要准确呈现现实，《圣经》为什么会成为史上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文本就很难解释了。

看看《圣经》对人类与自然的描述，会发现里面的重大错误层出不穷。比如，《创世记》声称所有人类——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都是大约4000年前某个中东家族的后裔。 根据《创世记》，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都一起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巴别塔倾毁才分散到四方，成为所有人类的祖先。事实上，桑人的祖先在非洲生活了几十万年，从未离开过这片大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也已经定居澳大利亚超过5万年之久。 ^[15] 不论从基因还是考古证据来看，从来没有一场洪水在大约4000年前灭绝了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古代人口，随后由中东移民来到这些地区定居。

《圣经》对传染病的理解，对现实的扭曲更为严重。《圣经》讲到疫情，常常说这是神对于人类罪行的惩罚， 并声称通过祈祷与宗教仪式就能阻止或预防疫情。 然而，流行病当然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而要阻止或预防疫情，也应该是遵守卫生规则，以及使用药物与疫苗。如今就连许多宗教领袖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就连教皇本人也呼吁人们应该保持社交距离，先别聚在一起祈祷。

虽然讲到人类起源、迁徙与疫情的现实方面，《圣经》的描述相当糟糕，但在联结了数十亿人并创立了犹太教与基督教方面，《圣经》则是非常有效的。就像DNA激活了各种化学程序，将数十亿细胞结合成有机网络一样，《圣经》也激活了各种社交程序，将数十亿人结合成了宗教网络。就像细胞网络能做到单一细胞无力完成的事，宗教网络也能达成个人无力达成的目标，比如建造寺庙教堂、维护法律体系、庆祝节日或是发动“圣战”。

总而言之，信息有时候会呈现现实，有时候并非呈现现实。但不论如何，信息都会联结形成网络，而这才是信息真正的基本定义特征。所以，要审视信息在历史上的作用，虽然有时候也值得去问问“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更关键的问题通常是“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联结了人群？这条信息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网络？”。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拒绝天真的信息观、拒绝将信息视为对现实的呈现，并不代表拒绝有所谓的真相，也不代表必须接受将信息视为武器的民粹主义观点。虽然信息的作用永远都是在促成联结，但某些类型的信息（从科学书籍到政治演讲）可能正是依靠准确呈现出现实的某些方面，才得以将人们成功联结在一起。这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而大多数信息其实并未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虽然天真的信息观以为只要有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就必然能对世界有更真实的理解，但事情实际没那么简单。我们如果不付出额外的努力，让天平向有利于真相的方向倾斜，随着信息增加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就可能让相对稀少而昂贵的真实信息被淹没在相对常见而廉价的信息之中。

因此，当回顾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信息历史时，我们会看到虽然联结越来越紧密，而真实性或智慧却没有提高。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原因并不是像天真的信息观所认为的那样，能将信息转化为准确的地图来呈现现实。相反，智人之所以能成功，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但很遗憾，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常常也会伴随着相信谎言、错误与幻想。正因为如此，即使像纳粹德国这种技术先进的社会，也很容易相信某些妄想，而且妄想的结果还不一定会让他们的国力衰弱。事实上，纳粹关于种族的妄想，还让德国集结了数千万人步调一致地向前进。

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将仔细探讨信息网络的历史，讨论数万年来，人类是怎样发明了各种信息技术，从而大大加强了联结与合作，却不一定是以更真实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有些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信息技术，即使到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也仍然在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信息技术，也是人类最早发展出的信息技术——故事。

[1] 请参见尼克·波斯特洛姆与戴维·查默斯关于模拟假设的研究。如果模拟假设为真，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由信息片段所组成的虚拟世界，而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Nick Bostrom,“Are We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 no. 211 (2003): 243–55, www.jstor.org/stable/3542867; David J.Chalmers,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W. W.Norton，2022）.也请参见阿奇博尔德·惠勒深具影响力的“万物源于比特”理论：John Archibald Wheeler，“Information，Physics，Quantum：The Search for Links，” Proceedings 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Tokyo, 1989), 354–68;Paul Davies and Niels Henrik Gregersen, eds.,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Erik Verlinde,“On the Origin of Gravity and the Laws of Newton,”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4（2011）：1–27.但要强调的是，虽然物理学领域越来越能接受“万物源于比特”这套理论，但大多数物理学者对此仍然抱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依然相信物质与能量才是自然界最基础的构件，而信息只是一种衍生的现象。

[2] 我对信息的理解，深受这本书的影响：Cesar Hidalgo， Why Information Grows （New York：Basic Books，2015）.至于其他的观点与讨论，可参见：Artemy Kolchinsky and David H. Wolpert，“Semantic Information，Autonomous Agency，and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Physics，” Interface Focus 8, no. 6 (2018), article 20180041; Peter Godfrey-Smith and Kim Sterelny,“Biological Information,”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16 (Palo Alto, Calif.: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6/entries/information-biological/;Luciano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我对信息的理解，深受这本书的影响：Cesar Hidalgo， Why Information Grows （New York：Basic Books，2015）。至于其他的观点与讨论，可参见：Artemy Kolchinsky 和 David H. Wolpert，“Semantic Information，Autonomous Agency，and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Physics，” Interface Focus 8, no. 6 (2018), article 20180041; Peter Godfrey-Smith 和 Kim Sterelny，“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16 (Palo Alto, Calif.: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6/entries/information-biological/; Luciano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Don Vaughan,“Cher Ami,”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 accessed Feb. 14, 2024, www.britannica.com/animal/Cher-Ami; Charles White Whittlesey Collection, Williams College Library, accessed Feb. 14, 2024, archivesspace.williams.edu/repositories/2/resources/101; John W. Nell, The Lost Battalion: A Private’s Story , ed. Ron Lammert (San Antonio:Historical Publishing Network, 2001); Frank A. Blazich Jr.，“Feathers of Honor：U.S. Signal Corps Pige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1917–1918，” Army History 117（2020）：32–51.关于这个被困营原本的规模和伤亡人数，请参见：Robert Laplander, Finding the Lost Battalion: Beyond the Rumors, Myths, and Legends of America’s Famous WWI Epic , 3rd ed. (Waterford, Wis.: Lulu Press, 2017), 13.对于谢尔·阿米故事的重新评价，请参见：Frank A. Blazich，“Notre Cher Ami：The Enduring Myth and Memory of a Humble Pigeon，”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85，no. 3（July 2021）：646–77.

[4] Eliezer Livneh, Yosef Nedava, and Yoram Efrati, Nili: Toldoteha shel he’azah medinit [Nili:A story of political daring] (Tel Aviv: Schocken, 1980), 143; Yigal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4–1918 (London: Routledge, 1998); Gregory J. Wallance, Th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Sarah Aaronsohn and Her Nili Spy Ring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155–72.
[4] Eliezer Livneh, Yosef Nedava, 和 Yoram Efrati, Nili: Toldoteha shel he’azah medinit [Nili:政治冒险的故事] (特拉维夫: Schocken, 1980), 143; Yigal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4–1918 (伦敦: Routledge, 1998); Gregory J. Wallance, Th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Sarah Aaronsohn and Her Nili Spy Ring (林肯: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155–72.

[5] 还有其他几个因素，都可能让奥斯曼帝国察觉到尼利的存在，但多数说法都指出那只信鸽确实十分重要。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参见：Livneh，Nedava，and Efrati， Nili ，281–84; Wallanc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 180–81, 202–32;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 159; Eliezer Tauber,“The Capture of the NILI Spies: The Turkish Vers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6, no. 4 (1991): 701–10.

[6] 关于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请参见：Catherine D'Ignazio and Lauren F. Klein， Data Feminism （Cambridge，Mass.：MIT Press，2020），73–91.

[7] Jorge Luis Borges and Adolfo Bioy Casares,“On Exactitude in Science,”in 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 , trans.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5), 131.
[7]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论科学的精确性》，收录于《恶名昭彰的普遍历史》，诺曼·托马斯·迪乔瓦尼译（伦敦：企鹅出版社，1975 年），第 131 页。

[8] Samriddhi Chauhan and Roshan Deshmukh,“Astrology Market Research, 2031,”Allied Market Research, Jan. 2023, 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astrology-market-A31779;Temcharoenkit Sasiwimon and Donald A. Johnson,“Factors Influencing Attitudes Toward Astrology and Making Relationship Decisions Among Thai Adults,” Scholar: Human Sciences 13, no. 1 (2021): 15–27.
[8] Samriddhi Chauhan 和 Roshan Deshmukh，“占星市场研究，2031 年”，Allied Market Research，2023 年 1 月，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astrology-market-A31779；Temcharoenkit Sasiwimon 和 Donald A. Johnson，“影响泰国成年人对占星态度和关系决策的因素”，《学者：人文科学》13，第 1 期（2021 年）：15-27。

[9] Frederick Henry Cramer, Astrology in Roman Law and Politics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4); Tamsyn Barton, Power and Knowledge: Astrology, Physiognomics, and Medicine Under the Roman Emp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57; Raffaela Garosi,“Indagine sulla formazione di concetto di magia nella cultura Romana,”in Magia: Stud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in memoria di Raffaela Garosi , ed.Paolo Xella (Rome: Bulzoni, 1976), 13–97.
[9] Frederick Henry Cramer，《罗马法律与政治中的占星术》（费城：美国哲学学会，1954 年）；Tamsyn Barton，《权力与知识：罗马帝国下的占星术、相面术和医学》（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57 页；Raffaela Garosi，“关于罗马文化中魔法概念形成的研究”，收录于《魔法：纪念 Raffaela Garosi 的宗教史研究》，编者 Paolo Xella（罗马：Bulzoni 出版社，1976 年），第 13-97 页。

[10] Lindsay Murdoch,“Myanmar Elections: Astrologers’Influential Role in National Decisions,” Sydney Morning Herald , Nov. 12, 2015, www.smh.com.au/world/myanmar- elections-astrologers-influential-role-in-national-decisions-20151112-gkxc3j.html.

[11] Barbara Ehrenreich,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 2006); Wray Herbert,“All Together Now: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Moving in Unison,” Scientific American , April 1, 2009,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ere-only-human-all-together-now/; Idil Kokal et al.,“Synchronized Drumming Enhances Activity in the Caudate and Facilitates Prosocial Commitment—if the Rhythm Comes Easily,” PLOS ONE 6, no. 11 (2011); Martin Lang et al.,“Lost in the Rhythm:Effects of Rhythm on Subsequent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Cognitive Science 40, no. 7(2016): 1797–815.

[12] 关于信息在生物学中的作用，特别是DNA作为信息的本质，请参见：Godfrey-Smith and Sterelny，“Biological Information”; John Maynard Smith,“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n Biology,”in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hotra Sarkar,“Biological Information: A Skeptical Look at Some Central Dogmas of Molecular Biology,”in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 ed. Sahotra Sarkar (Norwe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187–231; Terrence W. Deacon,“How Molecules Became Signs,” Biosemiotics 14, no. 3 (2021): 537–59.

[13] Sven R. Kjellberg et al.,“The Effect of Adrenaline on the Contraction of the Human Heart Under Normal Circulatory Conditions,” Acta Physiologica Scandinavica 24, no. 4( 1952): 333–49.

[14] Bruce I. Bustard,“20 July 1969,” Prologue Magazine 35, no. 2 (Summer 2003), National Archives, 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03/summer/20-july-1969.html.

[15] Michael I. Bird et al.,“Early Human Settlement of Sahul Was Not an Accident,” Scientific Reports 9, no. 1 (2019): 8220; Chris Clarkson et al.,“Human Occupation of Northern Australia by 65,000 Years Ago,” Nature 547, no. 7663 (2017): 306–10. VGp1+VNhNRzPuEBOXB3FJf5MJ7nU47eaF2AZa1JRp7UK+Bpp/0mIvyv9oDcOclYa

第二章
故事：无限的联结

我们智人能够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唯有人类能够进行灵活的大规模合作。虽然之前在《人类简史》与《未来简史》中都已谈过这个观念，但这里还是必须简短回顾一下。

智人灵活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先例。比如，有些社会性哺乳动物（如黑猩猩）合作的方式就十分灵活，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蚂蚁）合作的规模也十分庞大。然而，黑猩猩或蚂蚁都未建起帝国、宗教或贸易网络。智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事，是因为我们的合作不但远比黑猩猩更灵活，规模也比蚂蚁大得多。事实上，能够相互合作的智人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天主教徒的人数高达14亿；中国也有堂堂14亿人；至于全球贸易网络，联结的智人人数更有大约80亿。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意外，是因为人类能够长期亲密往来的人数是有上限的，也就几百人。 ^[1] 我们需要多年的时间，累积共同的经历，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独特的个性与过往，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与感情。所以，如果智人的网络只是依靠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规模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就是这种情况。典型的黑猩猩社群就是20~60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到150~200只。 ^[2] 而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与古代智人）情况也类似，他们每个游群（band）的人数为几十人，游群之间也很少合作。 ^[3]

大约7万年前，智人游群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能力，比如出现了游群之间的贸易和各种艺术传统，以及智人开始从非洲家园迅速散布到全世界。游群之间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大脑结构与语言能力在演化改变之后，智人显然具备了讲述并且相信各种虚构故事的能力，而且为之深深感动。相较于尼安德特人所打造的信息网络（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智人在有了故事之后，又有了另一种新的联结：人与故事的联结。从此之后，为了合作，智人之间并不一定需要真的彼此了解，只需要知道同一个故事就行。同一个故事能够说给几十亿人听，就像一个有无限量插座的中心枢纽，能让无数人插入建立联结。举例来说，14亿天主教徒，就是靠《圣经》与其他重要的基督教故事联系起来的；14亿中国人，就是由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联结在一起的；至于全球贸易网络的80亿成员，也都是相信了同一套关于货币、企业与品牌的故事。

就算是那些有着数百万追随者的魅力领袖，也同样遵循着这条规则，没有例外。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世纪天主教教皇或现代企业巨头的领导者，乍看之下，似乎都是由个人（而不是虚构的故事）将数百万追随者联结在一起的，但看看这些例子，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追随者能真的和那些领袖建立起个人的联结，他们真正联结的是一套经过精心编织的关于那位领袖的故事，而这也是那些追随者真实的信念所在。

斯大林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朱加什维利拿他的名声狐假虎威时，斯大林斥责了他。“可是我也是个斯大林啊。”瓦西里抗议道。“不，你不是。”斯大林回答，“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是苏联的政权，是那个在报纸和画像里的人，你不是斯大林，甚至我也不是！” ^[4]

今日的网红名人也都会同意这一点。有些人坐拥数亿在线粉丝，每天通过社交媒体和粉丝互动，但其实几乎没什么真正的个人联结。社交媒体账号常常由一个专业团队经营，发出的每张照片、每一句话都经过专业的制作与策划，从而打造出如今所谓的品牌。 ^[5]

“品牌”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要给产品打造一个品牌，就意味着讲述一个关于该产品的故事，故事和产品真正的特性可能根本没什么关系，但就是能让消费者把故事和产品联系起来。比如几十年来，可口可乐砸下数百亿美元的广告费，把可口可乐的品牌故事说了又说，反复放送。 大家经常听到或看到它的故事，以至一讲到某种调味水，脑海里便浮现出欢乐、幸福和青春，而不是蛀牙、肥胖和塑料垃圾。这就是品牌营造。 ^[6]

品牌营造除了可以应用于产品，当然也能应用于个人。一个贪腐的亿万富翁，也能将自己营造成穷人的捍卫者；一个笨手笨脚的蠢材，也能将自己营造成绝对正确的天才；一个对信众进行性侵的宗教领袖，也能将自己营造成清心寡欲的圣人。公众以为自己和这个人之间有某种联结，但事实上联结的只是关于那个人的故事，而故事与真人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鸿沟。

就连那只信鸽英雄谢尔·阿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品牌营造活动的产物，目的就是提升美国陆军信鸽部队的公众形象。历史学家弗兰克·布拉奇克2021年进行的一项翻案研究发现，虽然谢尔·阿米肯定是在法国北部某处送信时受了重伤，但这个故事却有几个关键点令人怀疑或不够精确。首先，根据当时的军事记录，布拉奇克发现总部早在谢尔·阿米抵达的20分钟之前就已经得知这个被困营的确切位置。真正让美军炮火调整方向的并不是谢尔·阿米。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携带惠特尔西少校信息的是谢尔·阿米。当初送信的很可能是另一只信鸽，而谢尔·阿米则是在几周后的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

布拉奇克表示，谢尔·阿米的故事充斥着疑点与矛盾，但因为这个故事对军队有宣传价值，对大众也有吸引力，因此大家选择对疑点视而不见。这个故事这些年来被讲述了一次又一次，以至事实与虚构彻底交缠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分开。记者、诗人、电影制片人都在为这则故事添枝加叶，放进更多稀奇古怪的细节，比如，这只鸽子除了被炸断一条腿，还瞎了一只眼，同时被授予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谢尔·阿米已经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一只鸟。谢尔·阿米死后，遗体得到精心保存，并被安置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供人凭吊，该博物馆是美国爱国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朝圣地。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甚至连被困营幸存者的回忆也受到影响：故事里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布拉奇克讲述了被困营军官谢尔曼·伊格的故事：战后过了几十年，他带着孩子去史密森尼博物馆看谢尔·阿米。谢尔曼说：“你们都欠这只鸽子的命。”不管事实究竟如何，结果证明，这个长着翅膀的救星自我牺牲的故事实在令人难以抗拒。

耶稣的例子就更极端了。经过了2000年，耶稣就像是被包裹在一个厚厚的故事茧里，根本不可能真正还原当初历史上的那个人。事实上，对数百万虔诚的基督徒而言，仅仅提到那个历史上的真人有可能和故事中的不一样，就已经是一种亵渎了。据我们所知，真正的耶稣是一位典型的犹太传教士，通过布道和医治病患，让他有了一小群追随者。在过世之后，耶稣就成了一场史上最盛大品牌营造活动的主题。这位原本鲜为人知、影响力仅限于地方的宗教大师，短暂的职业生涯只聚集了少数几位门徒，最后也是以一般罪犯的身份遭到处决，但他死后经过一番品牌再造，就成了创世神的人间化身。 ^[7] 虽然根本没有耶稣当时的肖像留存至今，《圣经》也从未描述过其外表长相，但凭着想象而描绘出的耶稣圣像已经成了全球辨识度最高的圣像之一。

这里必须强调，耶稣故事的创造并不是在故意说谎。比如圣保罗、德尔图良、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些人，并没想要骗谁，他们只是把自己深切感受到的希望与情感投射到耶稣身上，就像我们常常会把情感投射到父母、爱人或领袖身上一样。虽然品牌营造活动有时候就是在刻意操弄情感、运用虚假信息，但历史上大多数真正重要的故事都是情感投射、一心向往的结果。看看各个主要宗教与意识形态，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都是真正的信徒在发挥关键作用。耶稣的故事之所以能改变历史，也是因为它成功打动了许许多多真正的信徒。

靠着打动诸多信徒，耶稣的故事就能深刻左右历史，影响力甚至远大于耶稣本人。耶稣用自己的两只脚，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和民众交谈、共饮共食，把手放在民众的病体上。他亲身改变的大概就是几千人的生命，影响所及就是罗马的一个小小行省。相较之下，耶稣的故事则传遍了整个世界，先是插上了八卦、逸事与谣言的翅膀，接着通过羊皮纸上的文字、绘画与雕像，最后成了卖座的电影与轰动的互联网模因。于是，数十亿人不但听到了耶稣的故事，还相信了这套故事，进而创造了一套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数一数二的网络。

像耶稣这样的故事，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延伸已有生物纽带的方式。比如在人类所知的各种联结中，家庭关系可以说是最牢固的一种。所以，故事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人类去想象彼此是自己的家人。耶稣的故事就是给耶稣赋予了一个全人类的父亲形象，鼓励数亿的基督徒视彼此为兄弟姐妹，并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家庭记忆。虽然大多数基督徒并未出席“最后的晚餐”，但这则故事他们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相关影片图像也不知道看过多少回，他们仿佛真的“记得”有这回事，画面比他们真正参与过的大多数家庭聚餐都更为鲜活清晰。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是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顿晚餐其实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逾越节晚餐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和重现一套人造的记忆。每年逾越节前夕，犹太家庭都会共进晚餐，回忆“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他们不但会讲述雅各的后裔是怎样逃出埃及、逃脱奴役的，还要记住他们个人是怎样遭受埃及人的折磨，目睹海水后退、分开，又是怎样在西奈山亲自从耶和华那里领受了“十诫”的。

犹太传统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关于逾越节仪式的经典文本《哈加达》坚称：“每一代人都有义务把自己当作亲身从埃及走出来的人来看待。”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就是个虚构的故事，这些人也没有亲身逃出埃及，那么犹太圣贤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他们声称，史上所有犹太人的灵魂，都是在他们出生之前由耶和华所创的，而这些灵魂当时都在西奈山。 犹太网红萨尔瓦多·利特瓦克在2018年向他的线上追随者解释道：“各位和我就是在一起的……在我们履行义务、把自己看作是亲身离开埃及的时候，这可不是什么隐喻。我们不是在想象《出埃及记》，而是要记住它。” ^[8]

所以，每年在犹太历最重要的庆祝活动中，都会有数百万犹太人上演一场大秀，说自己记得一件他们从未目睹而且可能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正如许多现代研究所示，反复讲述一套虚假的记忆，最后真的能让人信以为真，以为这是真实的回忆。 ^[9] 于是当两个犹太人初次见面时，他们能立刻感觉彼此就是一家人，都曾在埃及为奴，也都曾在西奈山聚在一起。这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纽带，让整个犹太网络得以跨越大洋大洲和许多世纪。

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

犹太人逾越节的故事，是从既有的生物亲属联结加以延伸，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络，想象出一个有数百万家人的巨大家族。然而，在用故事建构网络的时候，还有一种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就像DNA一样，故事能够创造出新的实体，甚至能够创造出全新层次的现实。据我们所知，在故事出现之前，宇宙只有两个层次的现实，但故事增加了第三个层次的现实。

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第一个层次是客观现实，由石头、山脉、小行星这样的事物组成。不管我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些事物都客观存在。举例来说，假设有一颗小行星正在撞向地球，这时候就算根本没人发现，它也依然存在。第二个层次是主观现实，比如痛苦、欢乐、爱等，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存在于外界，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这些主观现实存在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觉察感受中。而像“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说法就是矛盾的。

但有些故事能够创造出第三个层次的现实：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以下简称“主体间的现实”）。主观现实（例如痛苦）只存在于个人的心智之中，但主体间的现实（例如法律、神祇、国家、企业和货币）则存在于许多心智形成的联结里。讲得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这些主体间的现实，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如果我说自己很痛苦，并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件事而创造出这份痛苦；如果我不说这件事，这份痛苦也不会就此消失。同样，如果我说我看到了一颗小行星，也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件事而创造出那颗小行星。无论说与不说，小行星都存在。但是，法律、神祇、货币等事物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而形成现实，正是因为很多人彼此讲述关于法律、神祇和货币的故事；如果大家不再谈论这些相关的故事，这些现实会就此消失。主体间的现实，就存在于信息的交换中。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看。一个比萨的热量值并非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一个普通比萨的热量就是在6300 ～ 10000焦耳之间。 相较之下，金钱和比萨的财务价值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一美元或一个比特币能买多少个比萨？2010年，拉斯洛·豪涅茨用1万个比特币买了两个比萨。这是已知的第一笔用比特币做的商业交易，事后看来，这也成了史上最贵的比萨。时至2021年11月，一个比特币的价值超过了69000美元，所以豪涅茨当初买两个比萨所支付的比特币价值高达6.9亿美元，够他买数百万个比萨了。 ^[10] 比萨的热量值是客观现实，从2010年到2021年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比特币的价值是主体间的现实，在同一时期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因为在讲到比特币的时候，大家所讲述与相信的故事有了不同。

再看另一个例子。假设我问：“尼斯湖水怪究竟是否存在？”这是个关于客观现实的问题。有些人相信，尼斯湖里确实存在着类似恐龙的动物，但在其他人看来，尼斯湖水怪就是个幻想或骗局。这些年来，从声呐扫描到DNA调查，大家试过了各种科学方法，希望能够一举解决这一意见分歧。如果湖里真的有大型动物，应该会显示在声呐上，也应该会留下DNA的痕迹。而根据现有证据，科学界的共识就是并不存在尼斯湖水怪。（2019年有一项DNA调查，在尼斯湖总共发现了3000个物种的遗传物质，但就是没有什么水怪的。尼斯湖里大不了就是有一些重达5千克的大鳗鱼。 ^[11] ）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深信尼斯湖水怪确实存在，只不过，这种相信并不会改变客观现实。

如果讲的是动物，其存在与否能用各种客观的检测来加以推翻或证实，相较之下，如果讲的是国家，这就是一种存在于主体之间的实体。我们一般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美国、中国、俄罗斯或巴西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时候，公众会对某些国家的存在有异议，这时就会感受到这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地位问题了。以巴冲突的问题正是如此。有些人和政府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有些人和政府不愿意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2024年，巴西和中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应该存在，一些国家只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一些国家则只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再比如科索沃，截至2024年，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约半数承认科索沃为国家； ^[12] 阿布哈兹几乎所有政府都认定它是格鲁吉亚的主权领土，但俄罗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瑙鲁和叙利亚则承认阿布哈兹为一个国家。

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至少短暂经历过这种争议阶段，最后才争取到独立地位，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例如美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它存在呢？是在1776年7月4日，还是要等到法、英等国愿意承认它的那天？从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到1783年9月3日签署《巴黎条约》，其间，有些人（比如乔治·华盛顿）早就相信美国已经存在，但有些人（比如英王乔治三世）强烈反对这种想法。

关于国家是否存在，这样的争议无法通过DNA调查或声呐扫描这样的客观检测来解决。与动物不同，国家并不是一种客观现实。在我们问某个国家是否存在的时候，是在提出一个关于主体间现实的问题。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同意某个特定国家存在，这个国家就存在。接下来，这个国家就有权做某些事情，比如与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企业签署各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在所有类型的故事中，对大规模人类网络发展最重要的，就是那些能够创造出主体间现实的故事。虽然植入虚假的家族记忆也有帮助，但如果真的想让宗教或帝国长久存在，就需要让人民坚信确实存在某位神祇、某个国家、某部法律或某种货币。以基督教会的形成为例，虽然回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讲了什么很重要，但真正的关键是要让大众真心相信耶稣是神，而不是一个能鼓舞人心的犹太拉比。再以犹太教的形成为例，虽然让犹太人“记住”他们是怎样一同逃离埃及奴役的很有帮助，但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让所有犹太人都遵从相同的宗教律法。

像法律、神祇、货币这样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在特定的信息网络内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但在网络外部则毫无意义。假设有位亿万富翁驾驶着私人飞机坠落于荒岛之上，只有他自己带着一个装满了钞票和债券的手提箱。如果他在圣保罗或孟买，这些“纸张”就能让他使唤旁人给他拿食物、穿衣服，为他提供保护，还能给他弄来一架私人飞机。然而，一旦他无法接触这个信息网络的其他成员，那些钞票与债券立刻就会成为废纸，岛上的猴子可不会为了这些纸张就为他建造木筏或给他拿来食物。

故事的力量

不论是通过植入虚假记忆、建构虚构的关系，还是通过创造主体间的现实，故事都产生出了大规模的人类网络，这些网络反过来又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这些以故事为基础的网络，让智人的力量超越了其他动物，不但胜过了狮子与猛犸象，也胜过了尼安德特人等其他古人类。

尼安德特人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小游群，据我们所知，游群之间少有合作，就算有合作也并不紧密。 ^[13] 石器时代智人的生活形态也同样是一个个小游群，每个游群就几十个人。但在开始讲故事之后，智人游群开始打破孤立。通过讲述共同崇敬的祖先、动物图腾、守护神等故事，游群之间慢慢彼此相联。有着共同故事与主体间现实的游群，就形成了部落，每个部落就是一个网络，联结了数百甚至数千人。 ^[14]

大部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显然具有优势，比如，500个智人能轻松打败50个尼安德特人。 ^[15] 但部落网络的优势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属于某个只有50人且不与外界往来的独立游群，家园又碰上严重的干旱，很多人就可能会饿死。如果想搬到其他地方，可能会遇到敌对的族群，也可能因为对环境太过陌生难以找到食物、水源或燧石（用来制造工具）。但如果我们的游群属于部落网络的一分子，碰到困难的时候，至少一些成员还能去找这些远方朋友住一阵子。只要认同感够强，他们就会欢迎我们，也会告诉我们当地有哪些危险，又有哪些机遇。一二十年后，可能风水轮流转，就会轮到我们来回报他们。这样看来，部落网络就像一份保单，能够把风险分散到更多人身上，而使每个人的风险降低。 ^[16]

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交换信息的对象不限于小游群的几十个人，而是整个部落网络，对智人来说也是大有裨益。如果整个部落的某个游群发现了更好的矛尖制作方式，学会了怎样用某种稀有的草药来治疗伤口，发明了能够缝衣服的针，都能迅速让其他游群知道。虽然单个智人不见得比尼安德特人更聪明，但500个智人加起来肯定比50个尼安德特人聪明多了。 ^[17]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因为故事。从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否定故事的力量。比如唯物主义者常常认为故事掩盖了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物质利益，人们总是被客观的物质利益所驱动，而讲述故事的目的正是要掩盖这些利益，让对手无法看清。按照这种观点，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伊拉克战争，其实都是强大的精英分子在谋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宗教、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理想。想了解这些战争，就应该揭开所有那些神话的遮羞布——关于上帝、爱国或民主——去观察赤裸裸的权力关系。

然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些失之偏颇。虽然物质利益确实在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拉克战争和大多数其他人类冲突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并不代表宗教、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就毫无用途。此外，仅从物质利益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彼此敌对。为什么在12世纪，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地主及商人联合起来，征服了黎凡特地区的领土与贸易路线，而不是法国与北非的地主及商人联合起来征服意大利？为什么2003年时，英美两国想抢夺伊拉克的油田，而不是攻占挪威的天然气田？这些事情真的能够单纯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而不用谈论人们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吗？

事实上，大规模人类群体之间的身份认同本身就是由故事定义的，所以这些群体之间的所有关系，当然也都是由故事塑造的。究竟什么人算是英国人、美国人、挪威人或伊拉克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客观的定义，这些身份都是由不断受到各方挑战和不断修订的民族与宗教神话塑造的。唯物主义者可能会声称，大规模群体有着客观的身份认同与利益，不受故事的影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怎么解释只有人类才会形成部落、国家和宗教这样的大规模群体，而黑猩猩却不会？毕竟，黑猩猩需要的客观物质利益和人类没什么两样，即都要喝水、进食，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侵袭，也都需要有性行为，拥有社会权力。然而，黑猩猩就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大规模的群体，因为它们没办法创造故事来彼此联结，并定义其身份认同与利益。所以，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历史上的大规模身份认同与利益一向都是主体间的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这是件好事。如果历史真的完全由物质利益与权力斗争所塑造，那么当各方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讨论交谈的必要。反正任何冲突肯定都源自客观的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岂是嘴上说说就能改变的？特别是如果享有特权的人只看得见，也只相信那些维护他们特权的事物，那么除了暴力，又怎么会有其他办法能让他们放弃特权、改变信念？幸好历史是由主体间现实的故事塑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好好沟通，或者改变彼此所相信的故事，或者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新故事，就能避免冲突，实现和平。

以纳粹主义的兴起为例。当时有数百万德国人支持希特勒，背后当然有物质利益的因素。如果不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纳粹可能根本不会有上台的机会。但如果说第三帝国是背后权力关系与物质利益交织的必然结果，也不正确。希特勒之所以赢得了1933年的大选，是因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数百万德国人相信了纳粹讲述的故事，而不是其他故事。所以，这不是德国人追求物质利益、维护自身特权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个不幸的错误。我们之所以能自信地说这是个错误，德国人本该选个更好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即很清楚后续的发展：在纳粹统治12年之后，非但未能提升德国的物质利益，反而导致德国的败亡和数百万人的死亡。再后来，德国人选择了自由民主，才真正让民生得到了长久持续的改善。难道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人没有机会跳过这场失败的纳粹实验，直接相信自由民主吗？本书认为，他们当时其实有这个机会。历史往往并不是权力关系塑造的，而是一些不幸的错误——人们相信了某些让人向往但其实有害的故事——导致的。

高贵的谎言

故事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让我们对智人这个物种的力量有了更多了解，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与智慧常常是各走各的路。在天真的信息观看来，信息能让人得到真相，而了解真相有助于获得力量和智慧。这听起来很不错，似乎如果忽视真相就不可能拥有很大的力量，而如果尊重真相，则能够获得巨大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会受到智慧的限制。举例来说，如果不顾人类生物学的真相，就可能会相信种族主义的谬论，这样就不会生产出强大的药物与生物武器；如果尊重生物学，一方面能拥有这股力量，另一方面也不会用这股力量来服务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们大可高枕无忧，相信我们的总统、宗教领袖与首席执行官个个都既明智又诚实。即使某个政客、某场运动或某个国家借助谎言和欺瞒一时成功，这套策略也不可能长久。

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历史上，权力其实只有部分来自对真相的了解，而另外一部分则来自在一大批人中建立秩序的能力。假设你想造出一颗原子弹。想要成功，显然你需要具备一些正确的物理学知识。除此之外，你还需要找很多人来开采铀矿，建造核反应堆，以及为矿工、建筑工人和物理学家供应食物。当初，曼哈顿计划直接雇用了大约13万人，而维持该计划运作所动用的人力更是高达数百万。 罗伯特·奥本海默之所以能把心思都放在他的方程式上，是因为当时在加拿大北部的埃尔多拉多矿场和比属刚果的欣科洛布韦矿场，有几千名矿工负责挖矿的工作， 更别说还有大批为他的午餐负责种马铃薯的农民了。想制造原子弹，你必须找到让几百万人合作的办法。

人类所有抱着雄心壮志的计划都是如此。石器时代的游群如果想要猎杀一头猛犸象，显然需要知道一些关于猛犸象的客观现实。如果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通过施法猎杀猛犸象，这场狩猎显然会以失败收场。然而，仅仅知道猛犸象的客观现实是不够的。这些猎人还得愿意冒生命危险，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如果他们相信，只要施了某种法术咒语，就能让猎人在死后的生活无比美好，这群人狩猎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就算这套法术对死去的猎人根本毫无好处，只要能让活着的猎人更勇敢、更团结，就能让狩猎更可能成功。 ^[18]

如果你做了一枚完全无视物理学的炸弹，这枚炸弹不可能响彻云霄。但如果你创造出一套完全无视事实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依然可能惊天动地。虽然真理与秩序都能带来权力，但大多数时候，掌握大权的会是那些知道如何创造意识形态来维持秩序的人；至于那些只懂得怎么做炸弹或猎杀猛犸象的人，则只能乖乖听令。所以，奥本海默要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而不是罗斯福要听奥本海默的话。同样，维尔纳·海森伯要听希特勒的话，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要听斯大林的话，至于当代伊朗的核物理专家，也得听伊朗领袖的指令。

那些顶层人士知道而核物理学家不见得知道的一点是，想在大量人群中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去讲述宇宙的真相。没错， E = mc 2 能够解释宇宙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但仅仅知道 E = mc 2 ，通常解决不了什么政治分歧，也无法激励人民牺牲自己去成就共同目标。真正能将人类网络维系在一起的往往是虚构的故事，尤其是关于神祇、货币和国家这些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的故事。说到让人们团结起来，相较于真相，虚构的故事在两个方面更有优势。第一，虚构的故事要多简单就可以有多简单，但真相往往很复杂，因为它要呈现现实，而现实是复杂的。以关于国家的真相为例。如果我们所在的国家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之中，这种概念并不容易理解。政治人物演讲的时候，你大概很少会听到这种说法。民众更容易相信的，是说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造物主也赋予了我们某些特别的使命。从以色列到伊朗，从美国到俄罗斯，这套简单的故事就这样被政治人物讲了又讲、说了又说。

第二，真相常常令人痛苦不安，如果我们想让它别那么令人痛苦，变得比较讨人喜欢，真相也就不再是真相了。相较之下，虚构的故事可塑性更高。每个国家总有些黑历史，是国民不想承认也不想记住的。比如，以色列政治人物在参选的时候，如果在竞选演说中细数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给当地平民造成的苦难，其得票数大概不会太好看。相较之下，他如果忽略那些让人不安的事实，只谈犹太人的过往辉煌，并在任何必要的时候粉饰现实，创造出一套民族神话，倒是很有可能当选上位，取得权力。这种情况绝非以色列独有，很多国家皆是如此。有多少意大利人或印度人会想听到自己国家毫无掩饰的真相？如果要追求科学进步，就必须毫不妥协，坚持真理和真相，而且这也是一种让人钦佩的精神实践，但讲到政治，坚持真理与真相绝非制胜之道。

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设想，理想国的宪法基础是一种“高贵的谎言”：一套关于社会秩序起源的虚构故事，一套能够确保公民忠诚、避免让他们质疑宪法的故事。柏拉图写道，公民应该被告知，他们由大地而生，大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因此他们要对这片土地担负起孝道忠诚。他们还应被告知，在诸神造人的时候，不同的人掺进了不同的金属（金、银、铜、铁），掺进了金就该成为统治者，掺进了青铜就该成为仆人，这是个自然的阶级制度。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从未真正实现，但历代许多政体都向其公民讲述了这个高贵谎言的不同版本。

虽然柏拉图提出了“高贵的谎言”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因此认定所有政治人物都是骗子，或者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谎言。在这里，并不是只能说实话或说谎话，还有第三种选择。仅仅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不是说谎，所谓的说谎，是你不但讲述了虚构的故事，还想假装这是在呈现现实。如果你没有假装，而是大方承认自己就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主体间现实，而不是在呈现某个既有的客观现实，那么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就不是说谎。

例如，美国宪法是由制宪会议在1787年9月17日通过的，1789年生效。虽然美国宪法并未揭示任何关于世界的既有事实真相，但重要的是，美国宪法也并非谎言。美国宪法的起草者没听柏拉图的话，他们对这个文本的起源没有任何的欺诈妄言，没有假装这个文本来自天堂，或是受到某个神祇的启发，反而大方承认，这就是一份由一群可能犯错的人创造出来的极具创造性的法律拟制。

美国宪法在谈到自身起源时这样写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虽然承认这就是一套人为的法律拟制，但美国宪法确实成功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联邦，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数百万来自不同宗教、种族与文化团体的人群中维持了令人赞叹的秩序。美国宪法的作用就像一首音乐曲调，虽没有声称自己在呈现什么现实，却能让许许多多人一起有秩序地行动。

这里必须提醒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秩序”与公平或正义混为一谈。美国宪法所创造并维持的这套秩序，对于奴隶制度、女性的从属地位、对原住民的非法侵占、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态度都过于纵容。但这套宪法的美妙之处在于，既然承认自己就是人类创造的法律拟制，就能提供机制来让各方达成协议，以修改、纠正自身的不公正（本书第五章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一点）。美国宪法第五条就详细说明了这些修正案应如何提出、如何批准，而且这些被批准的修正案“即成为本宪法之一部分而发生全部效力”。于是，美国宪法在制定后的不到一个世纪里，就有了第十三修正案，将奴隶制度废除。

在这一点上，美国宪法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于那些不愿承认其虚构性，还声称自己有着神圣起源的故事，比如“十诫”。和美国宪法一样，“十诫”也认同奴隶制。第十诫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出埃及记》20：17）。可见上帝完全不反对大家拥有奴隶，只是反对大家觊觎别人的奴隶。但与美国宪法不同的是，“十诫”并未提供任何修正机制，没有第十一诫提出“经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可修改诫命”。

仅从开头的方式，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两个文本的关键区别。美国宪法的开头讲的是“我们……人民”，承认这个文本出于人类之手，并赋予人类加以修正的权力。“十诫”的开头则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出埃及记》20：2），声称这个文本有着神圣的起源，这让人类难以动手改变它。于是，直到现在，《圣经》文本依然认同奴隶制度。

人类的政治制度都是以虚构故事为基础的，只是有些人承认这一点，有些人不承认。如果对社会秩序的起源更诚实，就更容易加以改变。如果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发明了秩序，我们当然就能够修改它。然而，这样的诚实得付出代价。承认社会秩序是由人类发明的，后续说服所有人都接受这套秩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秩序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发明的，凭什么我们要乖乖接受？我们在第五章就会提到，在18世纪晚期之前，由于缺乏大众传播技术，几乎不可能让数百万人来公开辩论社会秩序规则。于是为了维持秩序，无论是俄国的沙皇还是穆斯林的哈里发，都说社会的基本规则是由上天颁布的，不允许人类插手修改。就算到了21世纪初，许多政体仍然宣称自己拥有超人类的权威，并反对可能造成不利改变的公开辩论。

长久以来的困境

了解了虚构故事在历史上的关键角色之后，我们也终于能够提出一套更完整的信息网络模型，不像原先那样只能从天真的信息观或民粹主义观点里二选一。信息并不像天真的信息观以为的那样必然带来真相，而且发现真相也不是人类信息网络唯一的目的。信息也不像民粹主义观点以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武器，相反，为了追求生存与繁荣，每个人类信息网络都需要同时做到两件事，即除了要发现真相，还得创造秩序。因此，随着历史发展，人类信息网络也已经发展出两套截然不同的技能。一方面，正如天真的信息观所期望的，网络学会了如何处理信息才能对医学、猛犸象和核物理等事物有更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网络也学会了如何运用信息才能在更大的人群中维持更强大的社会秩序：除了运用真实的陈述，也要运用虚构、幻想、宣传，以及偶尔的彻彻底底的谎言。

拥有大量信息并不能保证得到真相，也无法保证能维持秩序。使用信息时既要找出真相又要维持秩序，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方面还常常互相矛盾，毕竟，凭借虚构的故事通常更容易维持秩序。虽然有时候虚构的故事也会承认它们的虚构性（例如美国宪法），但更多时候都会矢口否认。例如，宗教永远都说自己是客观而永恒的真理，绝不是人类发明的虚构故事。在这种时候，对真相的追求就等于威胁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于是许多社会都要求自己的人民不要了解自己的真正起源：无知就是力量。这样一来，当人民离真相太近而开始感到不安时会发生什么？当某个信息虽然揭示了世界的某个重要事实，但同时也拆穿了维系社会的高贵谎言时，情况会怎样？在这种时候，社会为了维持秩序，有可能会限制对真相的探求。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对演化的了解，让我们大大增进了对于各个物种（包括智人）的起源与生物学的理解，但也破坏了许多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核心神话。这也就难怪许多政府与教会都对演化论的教学加以禁止或限制，宁可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相。 ^[19]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虽然信息网络可能允许甚至鼓励大家寻找真相，但仅限于一些有助于产生权力同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特定领域。结果可能就是催生出一个极其强大但极度缺乏智慧的网络。比如，纳粹德国培养出许多全球顶尖的化学、光学、工程与导弹科学专家。就连后来美国登上月球，主要也得归功于纳粹领导的导弹科学。 ^[20] 高超的科学能力让纳粹打造出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再用它们来服务一套疯狂且凶残的纳粹神话故事。在纳粹的统治下，德国虽然鼓励研发导弹科学，但一讲到种族主义理论背后的生物学与历史时，却没有自由质疑的空间。

因此，我们实在没办法说人类信息网络的历史是一场进步的胜利游行。虽然人类网络的力量一代比一代强，却不见得越来越明智。如果某个人类网络把秩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它可能掌控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却会不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

回顾人类信息网络的历史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进步的游行，而是像在走钢丝，试图在真相与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在21世纪，我们寻找正确平衡的能力并没比石器时代的祖先高明到哪里。虽然谷歌与脸书等企业的使命宣言百般暗示，但仅仅让信息技术变得更快、更有效率，不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相反，这只会让我们更迫切地需要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到平衡。人类早在几万年前发明虚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这个教训，而且这个教训还会再次上演，这次人类又发明了第二项伟大的信息技术——书面文件。

[1] Thomas A. DiPrete et al.,“Segreg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Acquaintanceship and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 no. 4 (2011): 1234–83; R. Jenkins, A. J.Dowsett, and A. M. Burton,“How Many Faces Do People Know?,”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5, no. 1888 (2018), article 20181319; Robin Dunbar,“Dunbar’s Number: Why My Theory That Humans Can Only Maintain 150 Friendships Has Withstood 30 Years of Scrutiny,”The Conversation, May 12, 2021, theconversation.com/dunbars-number-why-my-theory-that-humans-can-only-maintain-150-friendships-has-withstood-30-years-of-scrutiny-160676.

[2] Melissa E. Thompson et al.,“The Kibale Chimpanzee Project: Over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Conservation, and Change,”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52 (2020), article 108857; Jill D.Pruetz and Nicole M. Herzog,“Savanna Chimpanzees at Fongoli, Senegal, Navigate a Fire Landscape,” Current Anthropology 58, no. S16 (2017): S337–S350; Budongo Conservation Field Station, accessed Jan. 4, 2024, www.budongo.org; Yukimaru Sugiyama,“Demographic Parameters and Life History of Chimpanzees at Bossou, Guine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24, no. 2 (2004): 154–65.

[3] Rebecca Wragg Sykes, Kindred: Neanderthal Life, Love, Death, and Art (London:Bloomsbury Sigma, 2020), chap. 10; Brian Hayden,“Neandertal Social Structure?,” Oxford Journal of Archeology 31 (2012): 1–26; Jeremy Duveau et al.,“The Composition of a Neandertal Social Group Revealed by the Hominin Footprints at Le Rozel (Normandy,Fra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 no. 39 (2019): 19409–14.

[4] 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3）.

[5] Brent Barnhart,“How to Build a Brand with Celebrity Social Media Management,”Sprout Social, April 1, 2020, sproutsocial.com/insights/celebrity-social-media-management/ ; K.C. Morgan,“15 Celebs Who Don’t Actually Run Their Own Social Media Accounts,”TheClever, April 20, 2017, www.theclever.com/15-celebs-who-dont-actually-run-their-own-social-media-accounts/; Josh Duboff,“Who’s Really Pulling the Strings on Stars’Social Media Accounts,” Vanity Fair , Sept. 8, 2016, www.vanityfair.com/style/2016/09/celebrity-ocial-media-accounts.

[6] David Gertner and Laura Rifkin,“Coca-Cola and the Fight Against the Global Obesity Epidemic,” 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60 (2018): 161–73; Jennifer Clinehens,“How Coca-Cola Built the World’s Most Memorable Brand,”Medium,Nov. 17, 2022, medium.com/choice-hacking/how-coca-cola-built-the-worlds-most memorable-brand-c9e8b8ac44c5; Clare McDermott,“Go Behind the Scenes of Coca Cola’s Storytelling,”Content Marketing Institute, Feb. 9, 2018, contentmarketinginstitute.com/articles/coca-cola-storytelling/; Maureen Taylor,“Cultural Variance as a Challenge to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Coca-Cola Scare in Europe,”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6, no. 3 (2000): 277–93; Kathryn LaTour, Michael S. LaTour, and George M.Zinkhan,“Coke Is It: How Stories in Childhood Memories Illuminate an Ic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3, no. 3 (2010): 328–36; Bodi Chu,“Analysis on the Success of Coca-Cola Marketing Strategy,”in Proceedings of 2020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Industry (ICEMCI 2020),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155 (2020): 96–100.

[7] Bart D. Ehrman. How Jesus Became God: The Exaltation of a Preacher from Galilee (San Francisco: HarperOne, 2014).

[8] Reuven Hammer,“Tradition Today: Standing at Sinai,” Jerusalem Post , May 17, 2012, www.jpost.com/Jewish-World/Judaism/Tradition-Today-Standing-at-Sinai; Rabbi Joel Mosbacher,“Each Person Must See Themselves as if They Went out of Egypt,”RavBlog, April 9, 2017,ravblog.ccarnet.org/2017/04/each-person-must-see-themselves-as-if-they-went-out-of-egypt/;Rabbi Sari Laufer,“TABLE FOR FIVE: Five Takes on a Passage from the Haggadah,” Jewish Journal , April 5, 2018, jewishjournal.com/judaism/torah/232778/table-five-five-takes-passage-haggadah-2/.

[9] Elizabeth F. Loftus,“Creating False Memories,” Scientific American 277, no. 3(1997): 70–75; Beate Muschalla and Fabian Schönborn,“Induction of False Beliefs and False Memories in Laboratory Studies—a Systema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28, no. 5 (2021): 1194–209; Christian Unkelbach et al.,“Truth by Repetition: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no. 3(2019): 247–53; Doris Lacassagne, Jérémy Béna, and Olivier Corneille,“Is Earth a Perfect Square? Repetition Increases the Perceived Truth of Highly Implausible Statements,” Cognition 223 (2022), article 105052.

[10] William Magnuson, Blockchain Democracy: Technology, Law, and the Rule of the Crow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69; Scott Chipolina,“Bitcoin’s Unlikely Resurgence: Bulls Bet on Wall Street Adoption,” Financial Times, Dec. 8, 2023,www.ft.com/content/77aa2fbc-5c27-4edf-afa6-2a3a9d23092f.

[11] “BBC‘Proves’Nessie Does Not Exist,”BBC News, July 27, 2003, news.bbc.co.uk/1/hi/sci/tech/3096839.stm; Matthew Weaver,“Loch Ness Monster Could Be a Giant Eel, Say Scientists,” Guardian , Sept. 5, 2019, 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9/sep/05/loch-ness-monster-could-be-a-giant-eel-say-scientists; Henry H. Bauer, The Enigma of Loch Ness: Making Sense of a Myster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165–66; Harold E. Edgerton and Charles W. Wyckoff,“Loch Ness Revisited: Fact or Fantasy? Science Uses Sonar and Camera to Probe the Depths of Loch Ness in Search of Its Resident Monster,” IEEE Spectrum 15, no. 2 (1978): 26–29; University of Otago,“First eDNA Study of Loch Ness Points to Something Fishy,”Sept. 5, 2019, www.otago.ac.nz/anatomy/news/news archive/first-edna-study-of-loch-ness-points-to-something-fishy.

[12] Katharina Buchholz，“Kosovo & Beyond：Where the UN Disagrees on Recognition，” Forbes ，Feb. 17，2023，www.forbes.com/sites/katharinabuchholz/2023/02/17/kosovo--beyond-where-the-un-disagrees-on-recognition-infographic/?sh=d8490b2448c3; United Nations,“Agreement on Normalizing Relations Between Serbia, Kosovo‘Historic Milestone,’Delegate Tells Security Council,”April 27, 2023, press.un.org/en/2023/sc15268.doc.htm.

[13] Wragg Sykes, Kindred ; Hayden,“Neandertal Social Structure?”; Duveau et al.,“Composition of a Neandertal Social Group Revealed by the Hominin Footprints at Le Rozel.”

[14] 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人类简史》第二章“知善恶树”：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New York：HarperCollins，2015），chap.2; 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chap.3; and Joseph Henrich,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20），chap.3.关于宗教故事与仪式如何促成大规模合作，唐纳德·图津对伊拉希塔（Ilahita）的研究堪称经典。在新几内亚岛，大多数邻近社群人数就是几百人，但伊拉希塔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做法却能成功联结39个部落，让总人数达到大约2500人。参见：Donald Tuzin，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Making：A Case Study Among the Arapesh of New Guinea （London：Routledge，2001）;Donald Tuzin, The Ilahita Arapesh: Dimensions of Unity （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2）.关于故事对于大规模合作的重要性请参见：Daniel Smith et al.，“Camp Stability Predicts Patterns of Hunter-Gatherer Cooperation，”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3(2016), article 160131; Daniel Smith et al.,“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unter Gatherer Storytell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article 1853; Benjamin G. Purzycki et al.,“Moralistic Gods,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Human Sociality,” Nature 530 (2016): 327–30; Polly W. Wiessner,“Embers of Society: Firelight Talk Among the Ju/’hoansi Bushm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no. 39(2014): 14027–35; Daniele M. Klapproth, Narrative as Social Practice: Anglo-Western and Australian Aboriginal Oral Tradition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04); Robert M.Ross and Quentin D. Atkinson,“Folktale Transmission in the Arctic Provides Evidence for High Bandwidth Social Learning Among Hunter-Gatherer Groups,”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7, no. 1 (2016): 47–53; Jerome Lewis,“Where Goods Are Free but Knowledge Costs: Hunter-Gatherer Ritual Economics in Western Central Africa,” Hunter Gatherer Research 1, no. 1 (2015): 1–27; Bill Gammage, 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 (Crows Nest, N.S.W.: Allen Unwin, 2011).

[15] Azar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4–32;Luke Glowacki et al.,“Formation of Raiding Parties for Intergroup Violence Is Mediated b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 no. 43(2016): 12114–19; Richard W. Wrangham and Luke Glowacki,“Intergroup Aggression in Chimpanzees and War in Nomadic Hunter-Gatherers,” Human Nature 23 (2012): 5–29;R. Brian Ferguson, Yanomami Warfare: A Political History (Santa Fe, N.Mex.: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5), 346–47.

[16] Pierre Lienard,“Beyond Kin: Cooperation in a Tribal Society,”in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Social Dilemmas , ed. Paul A. M. Van Lange, Bettina Rockenbach, and Toshio Yamagishi(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4–34; Peter J. Richerson et al.,“Cultural Evolution of Human Cooperation,”in Genet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 ed.Peter Hammerste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357–88; Brian A. Stewart et al.,“Ostrich Eggshell Bead Strontium Isotopes Reveal Persistent Macroscale Social Networking Across Late Quaternary Southern Africa,” PNAS 117, no. 12 (2020): 6453–62;“Ages Ago,Beads Made from Ostrich Eggshells Cemented Friendships Across Vast Distances,” Weekend Edition Saturday , NPR, March 14, 2020, www.npr.org/2020/03/14/815778427/ages-ago-beads-made-from-ostrich-eggshells-cemented-friendships-across-vast-dist.

[17] 关于石器时代智人网络交换各种技术技能的情形，请参见：Jennifer M. Miller and Yiming V. Wang，“Ostrich Eggshell Beads Reveal 50,000-Year-Old Social Network in Africa，” Nature 601, no. 7892 (2022): 234–39; Stewart et al.,“Ostrich Eggshell Bead Strontium Isotopes Reveal Persistent Macroscale Social Networking Across Late Quaternary Southern Africa.”

[18] Jerome Lewis,“Bayaka Elephant Hunting in Congo: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 and Technique,”in Human-Elephant Interactions: From Past to Present , vol. 1, ed. George E.Konidaris et al. (Tübingen: Tü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21).

[19] Sushmitha Ramakrishnan,“India Cuts the Periodic Table and Evolution from Schoolbooks,” DW , June 2, 2023, www.dw.com/en/indiadropsevolution/a-65804720.

[20] Annie Jacobsen, Operation Paperclip: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Brought Nazi Scientists to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2014); Brian E. Crim, Our Germans: Project Paperclip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VGp1+VNhNRzPuEBOXB3FJf5MJ7nU47eaF2AZa1JRp7UK+Bpp/0mIvyv9oDcOclYa

第三章
文件：纸老虎也会咬人

故事是人类最早研发出的重要信息技术，为人类所有大规模合作奠定了基础，也让人类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但故事这种信息技术有其局限性。

要理解这一点，请让我们想想故事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很多国家最早都出现在诗人的想象之中。现在的以色列人回忆起萨拉·阿伦索恩与间谍网络尼利，会说尼利的成员是最早的一批犹太英雄人物，他们在20世纪10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但尼利的成员最早又是从哪里得到建国的想法？答案是受到前一个世代的诗人、思想家与梦想家的启发，如西奥多·赫茨尔，以及哈伊姆·纳曼·比亚利克。

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前十年，乌克兰地区的犹太人比亚利克发表了许多诗歌与小说，哀叹欧洲犹太人的软弱与受到的迫害，并呼吁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用武力保卫自己，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最激动人心的一首诗，是在1903年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写的，在这场暴力行动中有49个犹太人死于非命，另有数十人受伤。 ^[1] 这首题为《在戮城》（In the City of Slaughter）的诗作一方面谴责凶残的反犹暴徒，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犹太人自身但求绥靖、行事软弱的处世风格。

比亚利克描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场景：一个犹太妇女遭到侮辱，其丈夫与兄弟却躲在一旁，不敢阻止。诗中把犹太男子比作受惊的老鼠，想象他们就只会默默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降下神迹，但神迹始终没来。诗中接着叙述大屠杀后，幸存者非但没想到要武装自己，反而发起了一场有关犹太法典的争论，讨论那些被侮辱的女性在仪礼方面究竟算是已经“被玷污”还是依然“洁净”。现在，这首诗仍然是许多以色列学校的指定读物。如果有人想了解，为什么犹太人在充当了史上“最和平团体”2000年后，居然打造了一支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这首诗就不容错过。比亚利克有“以色列的民族诗人”之称，绝对有其缘由。 ^[2]

比亚利克曾经生活在乌克兰地区，十分熟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受过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就导致了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比亚利克的诗作让犹太人视自己为受害者，亟须发展武力、建立国家，却几乎没想过这对于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或者原本就住在中东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会有怎样灾难性的后果。阿以冲突在20世纪40年代末爆发，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与米兹拉希犹太人被赶出自己世世代代在中东的家园，而部分原因就是一首在半个世纪前创作于乌克兰地区的诗歌。 ^[3]

当比亚利克在乌克兰地区写作的时候，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正在积极组织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是基于他出版的两本著作：第一本《犹太国》（ The Jewish State ，1896）是一份宣言，概述了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第二本《新故土》（ The Old New Land ，1902）则是一部以1923年为背景的乌托邦小说，描述了赫茨尔预想的繁荣的犹太国家。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同样无视巴勒斯坦的现实，而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故土》的希伯来文版本上市时，书名为《特拉维夫》（ Tel Aviv ，在希伯来文中它大致对应“新故土”这个语义），而这也就是7年后特拉维夫这座城市成立时所取的名字。比亚利克是以色列的民族诗人，而赫茨尔则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愿景擘画者。

比亚利克与赫茨尔编造的故事，忽略了当代现实场景中的许多关键事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点是：在1900年左右，巴勒斯坦地区有大约60万人口，其中犹太人只占6%～ 9%。 ^[4] 比亚利克与赫茨尔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却对神话故事极为看重，特别是《圣经》里的那些故事。要是没有那些故事，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无法想象。同样影响比亚利克与赫茨尔的，还包括欧洲几乎所有民族在19世纪创造的民族主义神话。身为乌克兰地区犹太人的比亚利克，以及身为匈牙利犹太人的赫茨尔，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贡献，就像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 ^[5] 、裴多菲·山多尔对匈牙利民族主义 ^[6] ，以及亚当·米茨凯维奇对波兰民族主义的贡献 ^[7] 。赫茨尔观察了周遭民族运动的发展，随即写下了国家产生于“梦想、歌曲与幻想” ^[8] 。

然而，梦想、歌曲与幻想不论多么激励人心，都不足以创造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比亚利克虽然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军人，但为了装备和维持一支军队，还必须提高税收、购置武器。赫茨尔的乌托邦著作虽然为特拉维夫这座城市奠定了基础，但要维持这座城市的运转，还不能缺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置。说到底，爱国的本质绝不是吟咏赞扬祖国壮丽的诗歌，更不是针对外国人与少数民族发表仇恨言论；真正的爱国，是要好好纳税，让所有国人都能享受污水处理系统带来的好处，也能享有安全、教育和医疗保健。

国家要做好这些服务并取得必要的税收，就必须收集、储存和处理海量的信息，包括财产、支付、豁免、折扣、债务、库存、运输、预算、账单和薪水等。但这些信息可没办法变成什么令人难忘的诗歌或让人回味的神话。税务记录的形式就是各式各样的清单列表，从简单的项目记录到复杂的表格与电子表格。不论这些数据集看起来有多琐碎复杂，都会避免采用故事叙述，而宁可采用最无趣的形式，直接列出那些应付与已付款项。诗人可以不管这些单调世俗的细节事实，但税务人员可不行。

除了国家税务体制需要依赖清单列表，所有其他复杂的金融机构也是万般倚重这种形式。企业、银行与股市要想正常运转，绝对少不了清单列表。教堂、大学或图书馆很快就会发现，要想做到预算收支平衡，除了需要神职人员和诗人用故事迷惑大众，还少不了熟悉各种清单列表的会计师。

清单列表与故事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国家神话能让税务记录合法化，而税务记录则有助于将原本是空中楼阁的故事转化为具体的学校与医院。在金融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美元、英镑与比特币之所以有价值，都是因为让大众相信了某个故事，只要银行家、财政部长或投资大师再讲其他小故事，这些货币的价值就会上升或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想要抑制通胀，财政部长想要通过新的预算，科技创业者想要吸引投资人，靠的都是讲故事。但等到真正管理银行、预算或初创公司的时候，清单列表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清单列表的问题所在以及与故事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清单列表常常比故事单调无聊得多，所以我们很容易记得故事，却很难记得清单列表。这也是人脑处理信息的一个重要事实。人脑经过演化之后，就算是海量的信息，只要把它们塑造成故事的样子，人脑就很容易吸收、保留和处理。比如，印度教神话的重要基础故事《罗摩衍那》足足有24000颂，现代版的篇幅约有1700页，虽然长度惊人，但世世代代的印度教徒还是能够熟练背诵。 ^[9]

在20世纪与21世纪，《罗摩衍那》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1987—1988年推出的78集（约2730分钟）版本是当时全球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观众足足超过6.5亿人。据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每天播出之前，“街道上空无一人，商店纷纷拉下铁门，民众会先沐浴净身，还给电视戴上花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这部剧集被重新播出，结果再次成为全世界观看人数最多的剧集。 ^[10] 现代电视观众已经不用再去记住任何台词，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史诗剧、侦探惊悚片或肥皂剧的情节错综复杂，观众却都能如数家珍，轻松回忆起每个角色是谁、与其他众多角色是什么关系。这分明是种记忆壮举，但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很少想到这有多么了不起。

我们之所以能把史诗与长篇剧集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人类的长期记忆特别适合记住故事。正如肯德尔·黑文2007年的著作《故事明证：科学背后故事的惊人力量》（ Story Proof：The Science Behind the Startling Power of Story ）所言：“人类的思想……需要靠故事与故事架构作为主要蓝图，以了解、解读、记忆与规划我们的生活……生活就像故事一样，因为我们会以故事的方式来思考。”黑文引用了超过120篇学术论文，认为故事就是一种在“沟通各种事实、概念、情感和只可意会的信息”时效率极高的载体。 ^[11]

相较之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背诵清单列表却没那么简单，而如果电视剧的内容是朗读印度的税务记录或年度预算，应该也没太多人想看。那些用来帮助背诵清单列表的方法，通常需要把清单项目编成一段有情节的故事， ^[12] 但就算用上这些帮助记忆的办法，又有谁能真的记下自己国家的税务记录或预算？这些信息可能非常重要，影响着公民能享有怎样的医疗保健、教育与社会福利，但人脑至今不适合去记忆这些信息。人脑能够记住民族诗歌与神话，但复杂的国家税收与管理系统要想运作，就必须靠一种独特的、非生物的信息技术——书面文件。

“杀掉”贷款

关于书面文件这项技术的发明时间与地点，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最早的例子来自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一块儿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上写着日期为乌尔国王舒尔吉统治第41年（约公元前2054—前2053年）的10月28日，记录了当时绵羊与山羊每月的交货量：10月2日交了15只，3日交了7只，4日11只，5日219只，6日47只，就这样一路记下去，最后是28日交了3只。根据那块泥版的记载，该月收到的羊总共有896只。对王室来说，记录这些交货量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要了解子民是否顺服，另一方面是能掌握手上可用的资源。这种事要记在脑子里很不容易，但对具备知识的抄写员来说，记在泥版上却很简单。 ^[13]

就像故事以及历史上其他信息技术一样，书面文件不一定能够准确呈现出现实。比如乌尔的泥版就有个错误。这份文件写着当月总共收到896只羊，但现代学者把数目加总，发现其实是898只。显然当时的抄写员在加总的时候犯了错，而泥版就把这个错误长长久久地保留了下来。

然而，不论这个现实是真还是假，书面文件都创造出了新的现实。文件记录下财产、税收与支付的相关信息，能更容易打造出行政体制、王国系统、宗教组织和贸易网络。说得更具体一些，文件让人有新的方法创造主体间的现实。口述文化是通过讲故事创造主体间的现实，许多人不断重复讲这个故事并记住它。在这种时候，大脑的容量会对人类创造的主体间现实形成限制。要是大脑记不住，这样的主体间现实也就创造不出来。

但书面文件打破了这个限制。这些文件并不是要呈现什么客观的经验现实，它们就是现实本身。后续章节会提到，书面文件打造的先例与模式，后续将会由计算机来接手使用。现在计算机创造主体间现实的能力，其实就是当初泥版与纸张力量的延伸。

在这里，让我们以“所有权”这个重要的概念来说明。在没有书面文件的口述文化社群里，要创造出“所有权”这项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靠的是社群成员的言语与行为。那么，所谓“拥有一块儿土地”，就代表邻居都说这块儿地是你的，而且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只要未经你许可，他们就不会自己跑到这块儿地上盖房子、养鸡养鸭、偷摘水果等。所以，所有权的创造与维护，靠的是大家不断这么说或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在这种时候，所有权就是一种地方性事务，某个遥远的中央政权很难控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哪个国王、大臣或神职人员能记得住几百个偏远村庄的每块儿地分别是谁的。这也限制了个人主张与行使绝对财产权的能力，但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举例来说，邻居或许能认同你有权在某块儿土地上耕作，但并不认同你把这块儿地卖给社群以外的人。 ^[14]

在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拥有一块儿土地就意味着在泥版、竹片、纸张或芯片上记载着你对那块儿土地的所有权。就算你的邻居在那块儿土地上养羊很多年，而且没人说那块儿土地是你的，但只要你能拿出官方文件，证明那块儿土地是你的，法院就会强制执行你的主张。相反，就算所有邻居都说那块儿土地是你的，而你却拿不出任何可以佐证的官方文件，这下就只能祝你好运了。在这里，所有权仍然是一种通过交换信息创造出的主体间现实，只不过信息的形式现在是书面文件或电子文档，而不再是人类的言语和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中央机关完全有能力制作并持有相关文件，进而判定所有权归属。也就是说，你现在只要把相关文件转让给其他人，不用征得邻居许可，就能够出售土地。

说到用文件来创造主体间现实的力量，古亚述方言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方言里，文件就像是能够杀死的生物。在债务偿还之后，贷款合约就会被“杀掉”。至于做法，则是直接把记录合约的泥版毁掉、在泥版上加一些标记，或者破坏掉封印。贷款合约并不是为了呈现现实，合约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有人还了贷款却没“杀掉”文件，这笔债务就仍然存在。相反，如果尚未还清贷款，但文件却以某种方式“死了”——比如被狗吃了——债务也就不复存在。 ^[15] 金钱也是如此。如果你家狗吃了一张百元美钞，这百元美钞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舒尔吉统治的乌尔、古亚述以及后来的许多政体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依赖的文件都创造了现实，而不只是呈现了现实。在起草宪法、和平条约与商业合同时，律师、政治人物和商人会对每个词语进行长达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争论，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些文件的威力。

官僚制度

每种新的信息技术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瓶颈，一些老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新问题会随之出现。公元前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帕尔城有一位女祭司叫娜拉姆塔尼，她用泥版给亲戚写了一封信，请他把家里的几块儿泥版寄给她。她解释说，自己的遗产继承权被质疑，她需要这些文件，用以在法庭上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这封信最后以恳求的语气写道：“拜托，不要不理我！” ^[16]

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怎样了，但想象一下，如果这位亲戚找遍全家，就是找不到那些泥版，会发生什么。随着人类制作的文件越来越多，找到它们也变得不再简单。对于国王、商人、神职人员或是任何已经积累了几千份档案文件的人，这种挑战格外艰难。你要怎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出对的那份税务记录、付款收据或商业合同？在记录某些类型的信息方面，书面文件比人脑要好得多，但它又创造出一种全新而极度棘手的问题：信息检索。 ^[17]

人类的大脑网络是由足足几百亿个神经元、几万亿个突触组成的，不但储存了各式各样的信息，而且检索效率奇高。虽然我们的大脑里有无数个复杂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个人生活、国家历史和宗教神话，但健康人一般都能在一秒之内检索到其中任何一个信息：你早餐吃了什么？你的初恋是谁？你的国家在什么时候获得独立？《圣经》的第一句是什么？

你是如何检索、想起这些信息的？是什么机制激活了对的神经元与突触，让人快速唤起必要的信息？虽然神经科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人真正了解记忆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进行储存与检索的。 ^[18] 我们只知道，几百万年的演化让人类大脑的检索过程变得非常简单且高效。然而，一旦人类把记忆从生物性的大脑外包给非生物的文件，检索就再也没办法依靠这套简单高效的生物机制了。而且，检索也不能依靠人类几百万年来演化出的觅食能力。演化让人类懂得如何在森林里找到水果与蘑菇，却没告诉人类该怎样在档案库里找到文件。

采集者知道水果与蘑菇长在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是因为演化让整座森林的组织安排有着一套清晰的生物秩序。果树要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需要阳光；蘑菇要摄取死亡有机物的养分，而这些有机物质通常在地上。所以，通常蘑菇生长在土壤层，而水果则会长得高一些。另一个常见的规律是，苹果长在苹果树上，无花果长在无花果树上，所以你如果想找苹果，就该先找到一棵苹果树，然后抬头仰望去找苹果。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人类就学到了这样的生物秩序。

这种秩序和档案库的情况大不相同。文件既然不是生物，就不会遵守任何生物法则，演化也不会替我们做什么组织安排。税务报告不是自己从文件架上长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人把报告放到那里。所以，需要有人先提出依架位来分类信息的想法，并决定该把哪些文件放到哪个架上。采集者在森林里只需要找出既有的森林秩序，但档案管理员则需要为这个档案世界设计一套新的秩序。这种秩序就被称为官僚制度。

在大型组织里，人类就是用官僚制度来解决资料检索的问题，进而创造出更庞大也更强大的信息网络的。但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官僚制度也常常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理。在为这个世界发明并套用了一套新秩序之后，官僚制度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21世纪信息网络的许多问题，比如算法带有偏见、给人贴上错误的标签、各种协议太过死板、无视人性的需求与感受等，其实并不是计算机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典型的官僚制度问题，远在计算机这种东西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官僚制度和对真相的探寻

官僚制度（bureaucracy） 的字面意思是“写字台治国”。这个单词最早创于18世纪的法国，当时的官员通常就会坐在一张有抽屉的书桌旁边，这种书桌就被称为“bureau”。 ^[19] 所以官僚制度这套秩序，正是以抽屉作为核心。这套秩序解决检索问题的办法，也正是把整个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抽屉，再判断该把哪些文件放进哪个抽屉。

不管是把文件放进抽屉、书架、篮子、罐子、电脑文件夹还是其他容器里，原则都一样：分而治之。把这个世界分开放进不同的容器，并让容器各安其位，文件就不会混在一起。然而，这个原则需要付出代价。官僚制度的重点并不是去了解世界真实的样貌，而是忙着给世界强加一套全新、人为的秩序。官僚制度先是发明各种抽屉，这些抽屉属于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其划分并不一定对应世界上的任何客观现实。但官僚制度接着就硬生生地把这个世界放进这些抽屉里，如果放不下，它只会塞得更用力。不管是哪种官方表格，只要你填过，你就应该对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填表的时候，要是列出的选项都不符合你的状况，你必须想办法适应表格，而不是让表格来适应你。把这无穷混沌的现实压缩成数量有限的抽屉，虽然让官僚制度方便维持秩序，代价却是牺牲了真相。因为官僚一心只看着自己的抽屉，即使现实要比抽屉复杂得多，所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常常会出现扭曲。

执着于把现实分成一个个固定的抽屉，也会让官僚的目光变得狭隘，无视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更广泛的影响。比如负责增加工业产量的官僚，可能会无视不在其职责范围内的环保因素，放任有毒废物被倾倒入附近的河流，造成下游的生态灾难。此时如果政府成立一个环保部门来治理污染，负责的官僚就可能会推出过于严格的规定，而不顾可能给上游区域造成的经济崩溃。理想状况下，应该有人将所有考量及方面都统筹起来，但要做到全面应对，就必须超越或废除官僚制度的这种划分。

官僚制度造成的扭曲，除了影响政府与企业，科学研究也无法幸免。比如大学的分科，历史学、生物学与数学各成一系，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分科当然不是为了反映客观现实，而是学术官僚制度的发明，于是成为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举例来说，新冠疫情其实同时是历史、生物与数学事件，但在学术研究上，历史、生物与数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只会各做各的研究。想拿到学位证书的学生，通常都要先决定自己属于哪个系，这会限制他们对课程的选择，这种限制反过来又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数学系的学生，学的是根据现在的感染率预测未来的发病率；生物系的学生，学的是病毒会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异；历史系的学生，学的是各种宗教与政治信仰会怎样影响人们遵从政府指示的意愿。想要完整了解新冠疫情，必须把数学、生物学与历史学都列入考量因素，但学术官僚制度并不鼓励这种全面的观点。

当你在学术阶梯上往上攀爬的时候，专业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学术界有一套“不发表就灭亡”的法则，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期刊分属于不同学科，想在生物学期刊上发表关于病毒突变的论文，或是想在历史学期刊上发表关于流行病政治的论文，都各有其需要遵循的惯例。术语不同，引用规则不同，对论文的期许也不同。历史学者需要深谙文化，也知道怎样阅读和诠释历史文献。生物学者需要深刻了解演化，也知道怎样阅读与诠释DNA分子。至于处于这两个学科之间的问题，比如政治意识形态与病毒演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像是落入了三不管地带，无人过问。 ^[20]

为了理解学术界如何将原本无序、动态的世界硬塞进死板的官僚抽屉，请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生物学的一个领域。在达尔文能够解释物种的起源之前，必须由卡尔·林奈等更早期的学者先定义什么叫物种，并将所有生物分类。比如，在说狮子和老虎是从一个共同的猫科动物祖先演化而来的之前，必须先定义“狮子”和“老虎”究竟是什么。 ^[21] 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不但困难，而且永无止境，因为不论动植物还是其他生物，常常都会跑出原先的抽屉。

任何官僚制度都很难接受演化的概念。演化的重点就在于物种会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把一个物种放进一个永远不变的抽屉，等于扭曲了生物的现实。比如，是什么时候直立人画下句号、智人接续上场的，一直未有定论。是不是曾经有一对直立人父母，生下了史上第一个智人？ ^[22] 物种也会不断混合，原本不同物种的动物不但发生了性行为，甚至还能生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今日的智人多半还带有1%～ 3%的尼安德特人的DNA， ^[23] 这意味着曾经有某个小孩的爸爸可能是尼安德特人，而妈妈是智人（反之亦然）。这样一来，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究竟算不算同一个物种？此外，“物种”的概念究竟是生物学家发现的客观现实，还是生物学家所强加的主体间现实？ ^[24]

还有许多动物从抽屉里爬出来的例子，原本看起来整齐清爽的官僚划分，遇上了环形种、融合种、杂交种，就实在无法将之准确分类。 ^[25] 比如，灰熊和北极熊有时候就会生下北极灰熊（pizzly bear）与灰北极熊（grolar bear）， ^[26] 而狮子和老虎也可能生出狮虎（liger）与虎狮（tigon）。

当把目光从哺乳动物与其他多细胞生物转移到单细胞细菌与古菌的世界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在所谓水平基因转移的过程中，单细胞生物交换遗传物质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与自己相关的物种，还有来自完全不同属、界、目，甚至域的生物。仅仅追踪这些嵌合体的发展，就让细菌学家伤透了脑筋。 ^[27]

在生命的边缘地带，谈到像SARS-CoV-2（新冠疫情的凶手）这样的病毒时，事情还会变得更复杂。生物与无生命物质本该有一条清晰明确的界线，但病毒横跨了这条界线，同时属于生物学与化学两个领域。与细菌不同，病毒不是单细胞生物，它们既不是细胞，也没有自己的细胞机制。病毒不会进食，不会代谢，也不会自行繁殖。病毒就是一些小小的遗传密码包，能够攻进细胞，劫持细胞的运作机制，并指挥细胞生产出更多遗传密码副本。新的副本从细胞里暴发出来，继续感染、劫持更多细胞，从而形成了外来遗传密码的病毒传播。科学家一直在争论病毒算不算一种生命形式，抑或它已经超出了生命的范畴。 ^[28] 然而，就连这个界线也不是什么客观现实，而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协议。就算生物学家真的能达成共识，认定病毒就是一种生命形式，病毒的行为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只有人类对病毒的看法而已。

当然，主体间的协议本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随着人类越来越强大，人类主体间的信念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信息网络之外的世界。举例来说，科学家与立法者会根据不同物种濒临灭绝的程度来分类，包括无危、易危、濒危、灭绝等。把某种动物族群定义为濒危物种，虽然是人类的主体间协议，却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以法律的形式来禁止狩猎或破坏其栖息地。某种动物属于濒危物种还是属于易危物种的官僚决定，对该种动物可能就是生或死的区别。我们在后续章节还会看到，官僚制度在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的时候，虽然完全可能只是出于习惯或传统，但仍然会决定你的命运。这里的官僚制度可能是个活生生的动物专家、有血有肉的人类专家，也可能就是非生物的人工智能。

深层政府

如果帮官僚制度说句话，那就是：虽然官僚制度有时候会牺牲真相，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这样做往往是为了维持秩序；要是没了秩序，任何大规模的人际网络都将难以维系。既然官僚制度永远不可能完美，那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管理大规模网络呢？例如，我们如果决定打破学术界所有传统的领域分类，包括各种系科与专业期刊分类，是不是以后想当医生也得花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历史，而研究黑死病对基督教神学影响的人，也能算是病毒学的专家？这样会让我们有更好的医疗保健体系吗？

任何幻想着只要废除官僚制度，就能让大家以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人，都应该反思这样一个事实：医院也是一个官僚机构。医院会被分成不同科室，有等级划分、各种规章制度，以及需要填写的大量表格。医院虽然也有官僚制度的诸多弊端，但还是能够成功治愈人类的许多生物疾病。所有那些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服务，从学校到污水处理系统，也都适用同样的道理。

当你冲马桶的时候，那些秽物都去了哪里？答案是：进入了深层政府。我们的房屋下面有一个由管道、水泵和隧道组成的复杂地下网络，它会收集所有污秽之物，使其避免接触自来水，并进行污水处理或安全排放。这个深层网络需要有人来设计、建造和维护，修理漏洞，监控污染，以及支付工人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官僚制度的工作，如果废除这个部门，肯定会让我们面临诸多不适甚至死亡。饮用水受污水污染的危险一直存在，幸好我们有官僚制度的协助，才能让两者好好分开。

在建立现代污水处理系统之前，痢疾与霍乱这样的水媒介疾病夺去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29] 1854年，数百名伦敦居民死于霍乱。当时疫情规模并不大，但事后来看，对霍乱、其他更普遍的流行病乃至污水处理来说，这次事件都是个历史转折点。当时的主流医学理论认为霍乱流行是“坏气”所致，但医生约翰·斯诺怀疑问题出在供水上。他辛辛苦苦地追踪，列出所有已知的霍乱患者，他们的居住地与饮用水来源，并用这份数据确定了疫情的暴发点——伦敦苏活区布罗德街的一台水泵。

这是一项烦琐的官僚工作——收集数据，对其进行分类并绘制地图。但它拯救了无数生命。斯诺向当地官员解释自己的发现，说服他们关闭了布罗德街的水泵，有效地让疫情画上了句号。随后的研究发现，为布罗德街水泵供水的水井位置距离受霍乱感染的化粪池不到一米。 ^[30]

斯诺的发现，加上后来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与官员的努力，带出一整套庞大的官僚体制来管控化粪池、水泵和污水管道。在如今的英国，要想挖井或建造化粪池，都需要填写表格、申请许可证，让所有的饮用水源都能远离化粪池。

在污水处理系统运作良好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忘了它的存在，但自1854年以来，污水处理系统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也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服务之一。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指出，缺乏厕所是印度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论是霍乱、痢疾和腹泻等疾病的传播，还是妇女与女童遭受性侵的问题，露天排便都是一大主因。在他推动的“清洁印度”行动中，莫迪承诺要让所有印度公民都有厕所使用。2014—2020年，印度政府在这项计划中投入约100亿美元，建造了超过一亿座新厕所。 ^[31] 污水处理不是什么会写进史诗的内容，却考验着国家的运转是否良好。

生物戏剧

所有大型社会，都将神话故事与官僚制度作为两大支柱，只不过，神话故事常常让人欢喜赞叹，而官僚制度则让人摇头怀疑。虽然官僚制度提供了许多服务，但即使是有益的官僚制度，也常常无法得到大众的信赖。在很多人看来，光是看到“官僚制度”这个词，就能感觉到满满的负面含义，毕竟我们本来就很难判断某个官僚制度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因为不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官僚制度，都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人类很难搞清楚它们在干些什么。

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坏蛋。你也很清楚，哪些人会和你分享午餐，哪些人会抢走你的午餐。但如果税务机关把你的收入拿走了一部分，你要怎么判断这笔钱究竟是被拿去盖了新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还是为总统新建了私人别墅？仅仅取得所有相关信息就很不容易了，而后续的解读则更为困难。至于其他的官僚程序，比如学生怎样入学、医院怎样对待病人、垃圾怎样回收，对公民而言同样难以理解。在网络上发文指控别人有偏见、欺诈或贪腐可能只需要一分钟，但要证明或反驳这些指控，可能得努力好几个星期。

文件、档案、表格、许可、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官僚程序改变了信息在社会上流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权力运作的方式。这样一来，想再了解权力也变得更加困难了。在办公室与档案库紧闭的大门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不知名的官员，在这些地方分析整理着成堆的文件，最后大笔一挥、鼠标一点，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在缺乏书面文件与官僚制度的部落社会，人类网络是由一些人对人或者人对故事的链条组成的，而权力就掌握在那些控制了链条节点的人手中。这些节点也就是这些部落的立基神话。深具魅力的领袖、演说家与神话编造者知道怎样运用这些故事来塑造身份、建立联盟和左右情绪。

从古代的乌尔到现代的印度，各种由书面文件与官僚程序联结的人类网络都需要仰赖人类与文件之间的互动。所以，这样的社会除了有人对人、人对故事的链条，也有人对文件的链条。观察官僚社会的运作，除了看到人类继续互相讲述故事（就像几百万印度人观看《罗摩衍那》系列影视剧一样），还会看到人类彼此传递文件，例如电视台需要申请广播执照和填表报税。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文件逼着人类与其他文件互动。

这导致了权力的移转。随着文件成为许多社会链条的重要节点，文件开始承载着无与伦比的权力，能掌握这些文件背后的神秘逻辑，就能成为新的权威人物。比如，各级行政人员、会计师与律师，除了精于阅读与写作，还掌握了制作表格、分类抽屉和管理档案的技能。在官僚体系中，权力常常来自了解如何利用隐秘的预算漏洞，以及如何穿行于各个办公室、委员会与小组委员会形成的迷宫之中。

这种权力的转移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不管是好是坏，有文化的官僚机构往往以牺牲普通公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强化中央的权威。一方面，有了文件与档案，中央就更容易向公民征税，以及进行审判和征兵。另一方面，因为难以理解官僚制度的权力，民众很难去影响、抵抗或逃避中央的权威。官僚制度的力量即使是良性的，为民众提供了污水处理系统、教育与安全保障，也仍然会拉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因为这套制度让中央很容易收集记录更多被统治者的信息，而被统治者反过来想要了解制度运作细节却困难得多。

一般来说，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的许多方面，但讲到官僚制度，艺术的帮助则相当有限。虽然诗人、编剧与电影制片人偶尔也会谈到官僚制度的力量，但事实证明，这是个很难让人懂的故事。艺术家通常会用一组有限的故事线来创作，这些故事线都植根于生物机制，但这些生物戏剧的情节是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慢慢产生的，远早于文件与档案的出现，所以对我们理解官僚制度并无帮助。为了理解什么是生物戏剧，以及为什么它们不适合用来了解官僚制度，让我们以人类艺术顶尖之作《罗摩衍那》的情节为例，仔细加以说明。

《罗摩衍那》有一段重要情节，谈的是主角罗摩王子、父王十车王、小王后吉迦伊之间的关系。虽然长子罗摩是王位继承人，吉迦伊却说服了十车王将罗摩流放到野外，将继承权传给吉迦伊的儿子婆罗多。从这个情节背后就能看出好几部生物戏剧，它们能追溯到几亿年来哺乳动物与鸟类的演化过程。

所有哺乳动物与鸟类在刚出生的时候，都需要依赖父母的照料，害怕被父母无视或讨厌。这时候，它们命悬一线，幼兽或雏鸟要是太早被赶出巢穴，就可能饿死或遭到捕食。对人类而言，这种对于遭到父母无视或遗弃的恐惧也处处可见，除了《白雪公主》《灰姑娘》《哈利·波特》等童话故事，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神话也是以此为模板。《罗摩衍那》绝非孤例。比如在基督教神学里，作为一项天谴，被诅咒就意味着让人与母教和天堂之父失去所有联系。所以，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哭泣就是地狱。

哺乳动物（包括人）与鸟类的幼崽再熟悉不过的另一场生物戏剧就是“爸爸爱我胜过爱你”。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都认为，手足之间的竞争是演化的关键。 ^[32] 手足常常要互抢食物、争夺父母的关注，而在某些物种中，手足相残并不少见。比如，斑鬣狗小时候大概会有四分之一是手足互残而亡，如果能够幸存，通常就能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顾。 ^[33] 在雌性锥齿鲨的子宫里，一开始会有大量的胚胎，但第一个长到10厘米的胚胎会把其他胚胎都吃掉。 ^[34] 除了《罗摩衍那》，许多神话与故事也都有手足相残的情节，比如该隐与亚伯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以及HBO电视网的电视剧《继承之战》。有时候，整个国家或民族（比如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就是主张“我们是爸爸最爱的孩子”。

《罗摩衍那》的第二个情节主线，则是罗摩王子、爱人悉多与绑架悉多的魔王罗波那之间的三角恋。“男孩遇见女孩”和“男孩之间为了女孩而打架”，同样是几亿年来无数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与鱼类不断上演的生物戏剧。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些故事深深着迷，是因为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懂不懂这套道理就是生与死的差距。比如荷马、莎士比亚、蚁垤（据传是《罗摩衍那》的作者）这些讲故事的人，确实把这些生物戏剧讲得精彩纷呈，但就算是最杰出的诗歌叙事，其基本情节多半也是借鉴演化手册的。

《罗摩衍那》反复出现的第三个情节主线，则是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以悉多作为印度教文化中洁净的典范。执着于是否洁净，其实是源自演化过程中避免污染的愿望。所有动物都有过挣扎：在遇到新食物时，到底是该勇敢尝试还是小心为妙，以免中毒？于是，演化既让动物有好奇心，又让动物在接触有毒或危险事物时产生厌恶感。 ^[35] 政治人物与宗教先知都学会了怎样利用这种厌恶机制。比如在某些民族与宗教神话里，国家或教会被描述成生物体，正面临被不洁净的入侵者带来污染的危险。在长达数个世纪里，始终有些偏执的人坚称是那些种族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在传播疾病， ^[36] 认为性少数群体就是污染的源头， ^[37] 或者说女性不洁净。 ^[38]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期间，胡图人就宣称图西人是蟑螂。纳粹曾把犹太人比作老鼠。实验显示，就连黑猩猩在看到其他族群陌生黑猩猩的图片时也会表现出厌恶。 ^[39]

说到这种洁净对抗不洁净的生物戏剧，或许没有其他文化演得比传统印度教更为极端。传统印度教打造出一套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种姓制度，根据所谓的洁净程度来排行，最洁净的婆罗门位阶最高，而据称最不洁净的达利特（以前被称为贱民）位阶最低。各种职业、工具与日常活动也根据洁净程度进行分类，而且如果是“不洁净”的人，就会被严令禁止与“洁净”的人通婚、触碰、准备食物，甚至连接近也不行。

这项历史遗产，就算到了现代的印度也尚未摆脱，生活中几乎各个方面都深受其影响。举例来说，对不洁净的恐惧就让前面提过的“清洁印度”行动遇上许多麻烦：有些自认“洁净”的人，除了不愿意参与“不洁净”的活动（比如厕所的建造、维护与清洁），也不愿意与“不洁净”的人共用公共厕所。 ^[40] 2019年9月25日，在印度巴夫赫迪村，两个达利特儿童，12岁的拉什尼·瓦米基和她10岁的侄子阿维纳什·瓦米基因为在某个属于较高种姓的房屋附近排便，就遭到私刑处死。他们之所以露天排便，是因为家里没有可用的厕所。一名当地官员后来解释，瓦米基家虽然是村里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却被排除在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兴建厕所的名单之外。这些低种姓的孩子常常受到各种歧视，比如被迫自带垫子和餐具去学校，也不能和其他学生坐在一起，免得污染其他学生。 ^[41]

这些会触动我们心中情感按钮的生物戏剧还有其他经典剧目，比如“谁才是老大？”“我们对抗他们”“善良对抗邪恶”。这些剧目不但在《罗摩衍那》有不少，而且狼群、黑猩猩群和人类社会也都十分熟悉。几乎所有人类艺术与神话故事都是以这些生物戏剧的情节为主线，但这也让我们难以用艺术来解释官僚制度的机制。比如《罗摩衍那》的故事背景是个大型农业王国，但史诗中几乎没谈王国是怎样登记财产、征税、编目归档、筹措战争经费的。那些手足相残、三角恋的情节，实在无法让人更多地了解文件档案的运作，毕竟文件哪来的手足，又哪有恋爱可谈？

直到出现了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他们把故事的重点放在官僚制度如何以近乎超现实的方式塑造人类的生活上，从而开创了各种新的、非生物的故事情节。在卡夫卡的《审判》里，银行职员“K”因为某项不明所以的罪行，被一个深不可测机构的身份不明的官员逮捕。他虽经百般努力，但依旧搞不懂自己到底犯了哪一条，也不清楚这个来找他麻烦的机构目的是什么。虽然有些人说这个故事谈的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存在或神学意义，以及神的高深莫测，但如果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个故事突出的正是官僚制度给人噩梦般的感觉，身为保险律师的卡夫卡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在官僚社会，普通人常常因为某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理由，被某个不清楚其职责的机构派出的身份不明的官员，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从《罗摩衍那》到《蜘蛛侠》，这些英雄对抗怪物的故事，其实就是把过去对抗掠食者的生物戏剧情节拿来重新包装而成的，但卡夫卡式的故事透出的独特恐怖氛围，则缘于这份威胁完全高深莫测。经过长期演化，我们的心智已经能够理解被老虎杀死是怎么一回事，但“被文件杀死”就没那么好理解了。

对官僚制度的描绘，有些是从讽刺的角度出发。比如，约瑟夫·海勒1961年出版的著名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以讽刺文笔点出官僚制度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核心角色。在该书中，掌握了最大权力的角色可以说是任职于收发室的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他在这个权力基地可以决定要让哪些邮件发出去，哪些邮件又会消失。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情境喜剧《是，大臣》和《是，首相》也都展现了公务人员如何运用繁复的法规、莫名的小组委员会与成堆的文件，把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中。2015年的情景喜剧《大空头》则探讨了官僚制度如何造成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并不是人类，而是担保债务凭证（CDO），这是一种由投资银行家发明的金融工具，普通人根本搞不懂这是什么。这些官僚怪兽躲在银行投资组合的深处，无人知晓，直到2007年突然现身，引发重大金融危机，几十亿人的生活由此被搅得天翻地覆。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虽然确实能让民众稍微感受到官僚制度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但事情并没有变得简单，因为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心智关注的本来就是生物戏剧，而不是官僚戏剧。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宝莱坞，卖座影片谈的通常都不是什么担保债务凭证。就算到了21世纪，多数卖座影片谈的基本上还是那些石器时代的故事，讲述的都是英雄打倒怪兽，最后赢得美人归的桥段。同样，在描述各种政治权力纠葛的时候，不管是《权力的游戏》、《王冠》还是《继承之战》，重点都放在王室宫廷的家族斗争，而不是官僚制度如何维持（有时也是抑制）王朝的权力上。

让我们杀光所有律师

官僚制度的现实状况难以描绘且难以理解，这就带来了不幸的结果。一方面，人类在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有害力量时会像《审判》里的主角一样感到无助。另一方面，这也让人觉得官僚制度似乎就是一种邪恶的阴谋，即使官僚制度也有有益的一面，能为我们提供医疗保健、安全与正义。

16世纪，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笔下就有个寓言女性迪斯科尔（即“纷争”），她所到之处是“一摞一摞的传票与令状、盘问与律师授权书，以及大量的文书、律师意见与判例，这些都是为了让穷人更不安全。而在她的前后左右则是一群公证人、代理人与律师” ^[42] 。

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部谈到了凯德起义（1450年），他让平民起义分子“屠夫迪克”把对官僚制度的反感归结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要想建立一套更好的社会秩序，“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所有律师”。起义领袖杰克·凯德与迪克所见略同，他强烈批评官僚制度，特别是各种书面文件：“把无辜羔羊的皮制成羊皮纸，这是多么可悲！在那羊皮纸上胡乱写些字，就能毁掉一个人，又是多么荒唐！有人说蜜蜂会蜇人，但我说蜇人的是蜂蜡，因为只要我用蜂蜡封上信封，我就再也不属于我自己了。”就在这时，起义军抓到了一名书吏，指控他能读会写。经过简短审讯，起义军确定他的这项“罪行”之后，凯德命令手下“把他的笔墨套在他脖子上，吊死他” ^[43] 。

比凯德起义再早70年，曾有一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1381年），当时起义分子发泄怒火的对象除了生物性的官僚，还包括他们的非生物的文件。起义分子破坏了大批档案，烧毁了法庭案卷、特许状以及各种行政与法律记录，甚至有一次还拿剑桥大学的档案生起了篝火。一位叫马热丽·斯塔尔的老妇人一边把灰烬撒向空中，一边高喊：“去他的学问，消失吧！”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士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目睹了大教堂档案被毁的过程，他说，起义分子“放火烧毁了所有法庭案卷与契据，在他们销毁这些奴役记录之后，他们的领主就无法在未来对他们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了”。 ^[44] “杀掉了文件”，就抹去了债务。

历史上许多的起义与叛乱，也都曾经出现攻击档案的情形。比如在公元66年的犹太大起义期间，起义分子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火烧了中央档案库，希望凭借销毁债务记录来赢得民众支持。 ^[45] 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地方与地区的档案库也基于类似原因而遭到摧毁。 ^[46] 许多起义分子或许自己并不识字，但他们很清楚，只要没有文件，官僚机器就无法运转。

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政府官僚制度与官方文件的权力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在自己的家庭中也感受到了它们的深刻影响。我外祖父的生活，就因为一次政府人口普查，加上找不到一项重要文件，被搞得天翻地覆。外祖父名叫布鲁诺·卢廷格，1913年生于乌克兰的切尔尼夫齐，当时那里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外祖父的父亲在一战中失去音讯，他是由母亲沙亚-珀尔抚养长大的。一战结束后，切尔尼夫齐被并入了罗马尼亚。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独裁政权在罗马尼亚上台执政，并推出新的反犹政策，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行犹太人口普查。

根据1936年的官方统计，罗马尼亚当时有75.8万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4.2%。而同一份官方统计指出，来自苏联的难民总数（包括犹太与非犹太人）约为11000人。1937年，由奥克塔维安·戈加领导的新法西斯政权上台。戈加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与政治家，但他很快就放下了爱国诗歌，转向了伪造统计数据和压迫性的官僚制度。这个政府无视正式的统计数据，声称足足有数十万犹太难民涌入罗马尼亚。戈加曾在多次访谈中声称有多达50万犹太人非法进入罗马尼亚，并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总数达到了150万。而政府机构、极右翼统计学者与大众报纸所提供的数字往往更高。比如，罗马尼亚驻巴黎大使馆就声称，罗马尼亚的犹太难民人数多达100万。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尼亚人开始陷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中，他们害怕自己就要被取代，或者成了一个犹太国家里的少数派。

于是，戈加政府出手，针对这个政治宣传虚构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1938年1月22日，戈加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要求罗马尼亚境内所有犹太人提供书面证明，证明自己在罗马尼亚境内出生，拥有罗马尼亚公民身份，如果无法拿出证明，就会失去公民身份，进而失去所有居住与就业等相关权利。

突然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落入了一个官僚地狱。许多人不得不大老远跑回出生地寻找相关文件，却发现市政档案在一战期间已遭战火摧毁。如果出生在1918年后才并入罗马尼亚的土地上（比如切尔尼夫齐），情况会更糟糕，因为这些犹太人并没有罗马尼亚语的出生证明，而且这些家族的许多文件存档地点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与布达佩斯，而不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需要找出哪些文件，因为那条人口普查法令并未具体说明到底哪些文件才算是有效的证明。

为了拿到正确的文件，很多犹太人简直快发疯了，他们不惜付出巨额资金进行贿赂，这也让许多办事员与档案管理者有了一个全新而且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就算没有贿赂，单纯这个流程的成本也极其高昂：申请任何文件以及向当局申请公民身份，都得支付手续费。这还只是找出并提交正确的文件，还不一定能申请成功。只要出生证明与公民身份文件里的名字拼写有一个字母不同，就足以让当局退回申请。

许多犹太人由于无法跨过这些官僚障碍，最后甚至连公民申请都没有提交。至于提出申请的人，也只有63%得到核准。最后，在总共75.8万名罗马尼亚犹太人中，36.7万人失去了公民身份， ^[47] 我的外祖父布鲁诺就是其中之一。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新的人口普查法令时，布鲁诺并没有太在意。他就是出生在切尔尼夫齐，一辈子都在那里生活，他哪里还需要向官僚证明自己不是外国人呢？这件事光想想就让他觉得荒唐。而且，他的母亲在1938年年初生病，后来去世，对布鲁诺来说，这比找出什么文件重要得多。

1938年12月，一封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官方信件取消了布鲁诺的公民身份。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外国人，立刻丢了自己在切尔尼夫齐卖影音设备的工作。布鲁诺孤身一人，没了工作，还没了国籍，要找到其他工作似乎也没什么希望。9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没有身份证明的犹太人所面对的危险也越来越大。那些在1938年失去公民身份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绝大多数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遭到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者及其纳粹盟友的杀害（拥有公民身份的犹太人存活率则高得多）。 ^[48] 我的外祖父几次想挣脱这条不断收紧的绞索，但只要没有那几张对的纸，事情就十分困难。他有好几次偷偷溜上火车或轮船，但都没能躲过逮捕。直到1940年，地狱之门轰然关上之前，他才终于登上了最后一批驶向巴勒斯坦的船只。他一到巴勒斯坦，就被英国当局当作非法移民关了起来。过了两个月，英国当局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么继续被关押，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要么加入英国军队，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我的外祖父牢牢抓住这个机会，在1941—1945年成了英国军人，参与了北非与意大利的战役。这样他才换来那几张能作为证明的文件。

在我家，保存文件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银行对账单、电费账单、过期的学生证、市政府信函——只要上面有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印章，它们就会被好好地收到我们柜子里的文件夹中。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天就有哪份文件成为救命的关键。

奇迹文件

对于这种官僚信息网络我们究竟是该拥抱还是该厌恶？从我外祖父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官僚权力有着怎样的危险；而从伦敦霍乱疫情的故事中则看出，官僚权力潜藏着怎样的好处。所有威力强大的信息网络都是可好可坏，这取决于它们的设计与使用方式。光是增加网络里的信息量，并不能保证网络做的就是好事，也不会使它更容易在真理与秩序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对我们这些21世纪新信息网络的设计者与使用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未来的信息网络，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网络，与过去的网络将有诸多不同。我们在第一部分谈了神话故事与官僚制度怎样影响大规模信息网络，而在第二部分则会谈到人工智能怎样扮演官僚和神话创作者的角色。比起那些有血有肉的官僚，人工智能系统更懂得怎样寻找和处理资料数据，也比大多数人更懂得怎样编故事。

但在信息网络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件事情要先加以了解，然后才能去谈21世纪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信息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神话创作者与人工智能官僚会带来怎样的威胁与承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信息网络的功能并不是把真相放到最大，而是要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到平衡。官僚制度与神话故事都是维持秩序的必要条件，也都乐于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相，所以，有没有什么机制能让官僚主义与神话故事不完全脱离真相，或是能让信息网络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哪怕有点混乱也没关系？

以下两章，我会谈谈在出现错误的时候，人类信息网络会怎样处理。我首先要谈到另一项信息技术的发明——宗教经典。比如，《圣经》这样的宗教经典其实也是一种信息技术，目的是涵盖社会所需的所有重要信息，而不允许存在任何错误的可能。在信息网络深信自己完全不可能出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回顾这些号称绝对正确的宗教经典的历史，就能看出所有信息网络都会有局限性，并为我们在21世纪打造绝对正确的人工智能提供重要的教训。

[1] Monty Noam Penkower,“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A Turning Point in Jewish History,” Modern Judaism 24, no. 3 (2004): 187–225.

[2] Hayim Nahman Bialik,“Be’ir Hahareigah / The City of Slaughter,”trans. A. M. Klein, Prooftexts 25, no. 1–2 (2005): 8–29; Iris Milner,“‘In the City of Slaughter’: The Hidden Voice of the Pogrom Victims,” Prooftexts 25, no. 1–2 (2005): 60–72; Steven Zipperstein, Pogrom: Kishinev and the Tilt of History (New York: Liveright, 2018); David Fishelov,“Bialik the Prophet and the Modern Hebrew Canon,”in Great Immortality , ed. Jón Karl Helgason and Marijan Dović (Leiden: Brill, 2019), 151–70.

[3] 巴勒斯坦难民人数预计在70万~75万人，绝大多数是在1948年遭到驱逐的。参见：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1881–1998 （New York：Vintage，2001），252; UNRWA,“Palestinian Refugees,”accessed Feb. 13, 2024,www.unrwa.org/palestine-refugees。1948年，有大约85.6万名犹太人住在伊拉克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但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为了报复阿拉伯国家在1948年、1956年、1967年的几次战败，这些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遭到驱逐，流离失所，到1968年只剩下大约7.6万人。参见：Maurice M. Roumani， The Case of the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A Neglected Issue （Tel Aviv：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1983）; Aryeh L. Avneri, The Claim of Dispossession: Jewish Land-Settlement and the Arabs, 1878–194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4), 276; JIMENA,“The Forgotten Refugees,”July 7, 2023, www.jimena.org/the-forgotten-refugees/; Barry Mowell,“Changing Paradigms in Public Opinion Perspectives and Governmental Policy Concerning the Jewish Refugees of North Africa and Southwest Asia,”Jewish Virtual Library, accessed Jan. 31, 2024,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changing-paradigms-in-public-opinion-perspectives-and-governmental-policy-concerning-the-jewish-refugees-of-north-africa-and-southwest-asia.

[4] 对于犹太人口与总人口的估计各有不同，特别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人口记录不够完整。参见：Alan Dowty， Arabs and Jews in Ottoman Palestine：Two Worlds Collid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21）; Justin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opulation History and Statistics of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and the Mand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Itamar Rabinovich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 Documents and Readings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Pre-1948 to the Present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571; Yehoshua Ben-Arieh, Jerusalem in the 19th Century: Emergence of the New City (Jerusalem: Yad Izhak Ben-Zvi Institute, 1986), 466.

[5] George G. Grabowicz,“Taras Shevchenko: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Revue des études Slave s 85, no. 3 (2014): 421–39; Ostap Sereda,“‘As a Father Among Little Children’: The Emerging Cult of Taras Shevchenko as a Factor of the Ukrainian Nation Building in Austrian Eastern Galicia in the 1860s,” Kyiv-Mohyla Humanities Journal 1(2014): 159–88.

[6] Sándor Hites,“Rocking the Cradle: Making Petőfi a National Poet,” Arcadia 52, no. 1(2017): 29–50; Ivan Halász et al.,“The Rule of Sándor Petőfi in the Memory Policy of Hungarians, Slovaks, and the Members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Group in Slovakia in the Last 150 Years,” Historia@Teoria 1, no. 1 (2016): 121–43.

[7]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man Koropeckyj, Adam Mickiewicz: The Life of a Romant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Helen N. Fagin,“Adam Mickiewicz: Poland’s National Romantic Poet,” South Atlantic Bulletin 42, no. 4 (1977): 103–13.

[8] Jonathan Glover,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From the Cycle of Violence to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24), 10.

[9] William L. Smith,“Rāmā yana Textual Traditions in Eastern India,”in The“Ramayana” Revisited , ed. Mandakranta Bo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91–92; Frank E. Reynolds,“Ramayana, Rama Jataka, and Ramaki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ndu and Buddhist Traditions,”in Many Ramayanas: The Diversity of a Narrative Tradition in South Asia, ed. Paula Rich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0–66;Aswathi M. P.,“The Cultural Trajectories of Ramayana, a Text Beyond the Grand Narrative,” Singularities 8, no. 1 (2021): 28–32; A. K. Ramanujan,“Three Hundred Ramayanas: Five Examples and Three Thoughts on Translation,”in Richman, Many Ramayanas , 22–49;James Fisher,“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 An Anthropologist’s Assessment,” 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10, no. 2 (1990): 30–31.

[10] “The Ramayan: Why Indians Are Turning to Nostalgic TV,”BBC, May 5, 2020, 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200504-the-ramayan-why-indians-are-turning-to-nostalgic-tv;“‘Ramayan’Sets World Record, Becomes Most Viewed Entertainment Program Globally,” Hindu , May 2, 2020, www.thehindu.com/entertainment/movies/ramayan-sets-world-record-becomes-most-viewed-entertainment-program-globally/article61662060.ece; Soutik Biswas,“Ramayana: An‘Epic’Controversy,”BBC, Oct. 19, 2011, www.bbc.com/news/world south-asia-15363181;“‘Ramayana’Beats‘Game of Thrones’to Become the World’s Most Watched Show,”WION, Feb. 15, 2018, www.wionews.com/entertainment/ramayana-beats-game-of-thrones-to-become-the-worlds-most-watched-show-296162.

[11] Kendall Haven, Story Proof: The Science Behind the Startling Power of Story (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2007), vii, 122. 另一项近期研究请参见：Brendan I. Cohn-Sheehy et al.，“Narratives Bridge the Divide Between Distant Events in Episodic Memory，” Memory and Cognition 50（2022）：478– 94.

[12]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Random House, 2011); Joshua Foer, 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Remembering Everything (New York:Penguin, 2011); Nils C. J. Müller et al.,“Hippocampal–Caudate Nucleus Interactions Support Exceptional Memory Performance,” 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223 (2018): 1379–89;Yvette Tan,“This Woman Only Needed a Week to Memorize All 328 Pages of Ikea’s Catalogue,”Mashable, Sept. 5, 2017, mashable.com/article/yanjaa-wintersoul-ikea; Jan-Paul Huttner, Ziwei Qian, and Susanne Robra-Bissantz,“A Virtual Memory Palace and the User’s Awareness of the Method of Loci,”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May 2019, aisel.aisnet.org/ecis2019_rp/7.

[13] Ira Spar, ed., Cuneiform Texts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 vol. 1, Tablets, Cones, and Brick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New York: Museum, 1988), 10–11;“CTMMA 1, 008 (P108692),”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accessed Jan. 12, 2024,cdli.mpiwg-berlin.mpg.de/artifacts/108692; Tonia Sharlach,“Princely Employments in the Reign of Shulgi,” Journal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y 9, no. 1 (2022): 1–68.

[14] Andrew D. Madden, Jared Bryson, and Joe Palimi,“Information Behavior in Pre-literate Societies,”in New Directions in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 ed. Amanda Spink and Charles Cole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Michael J. Trebilcock,“Communal Property Rights: The Papua New Guinean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34, no. 4(1984), 377–420; Richard B. Lee,“! Kung Spatial Organization: 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uman Ecology 1, no. 2 (1972): 125–47; Warren O. Ault,“Open-Field Husbandry and the Village Community: A Study of Agrarian By-Laws in Medieval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5, no. 7 (1965): 1–102; Henry E.Smith,“Semi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Scattering in the Open Field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 no. 1 (2000): 131–69; Richard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Klaas R. Veenhof,“‘Dying Tablets’and‘Hungry Silver’: Element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in Akkadian Commercial Terminology,”in 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M. Mindlin, M. J. Geller, and J. E. Wansbrough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41–75; Cécile Michel,“Constitution, Contents, Filing,and Use of Private Archives: The Case of Old Assyrian Archives (Nineteenth Century BCE),”in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 ed. Alessandro Bausi et al.(Berlin: De Gruyter, 2018), 43–70.

[16] Sophie Démare-Lafont and Daniel E. Fleming, eds., Judicial Decis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23), 108–10; D. Charpin,“Lettres et procès paléo-babyloniens,”in Rendre la justice en Mésopotamie: Archives judiciaires du Proche-Orient ancien (IIIe-Ier millénaires avant J.-C.), ed. Francis Joannès (Saint-Den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0), 73–74; Antoine Jacquet,“Family Archives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in Archives and Archival Documents in Ancient Societies: Trieste 30 September–1 October 2011 , ed. Michele Faraguna (Trieste:EUT, Edizioni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13), 76–77; F. F. Kraus, Altbabylonische Briefe in Umschrift und übersetzung (Leiden: R. J. Brill, 1986), vol. 11, n. 55; Frans van Koppen and Denis Lacambre,“Sippar and the Frontier Between Ešnunna and Babylon: New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Ešnunna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Jaarbericht van het Vooraziatisch Egyptisch Genootschap Ex Oriente Lux 41 (2009): 151–77.

[17] 关于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件检索时的困难，相关案例可参见：Geoffrey Yeo， Record - Making and Record-Keeping in Early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2021), 132; Jacquet,“Family Archives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76–77.

[18] Mu-ming Poo et al.,“What Is Memory?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ngram,” C Biology 14, no. 1 (2016): 40; C. Abraham Wickliffe, Owen D. Jones, and David L. Glanzman,“Is Plasticity of Synapses the Mechanism of Long-Term Memory Storage?,” Npj Science of Learning 4, no. 1 (2019): 9; Bradley R. Postle,“How Does the Brain Keep Information‘in Mind’?,”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 no. 3 (2016): 151–56.

[19] Britannica , s.v.“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accessed Jan. 4, 2024, www.britannica.com/topic/bureaucracy/Bureaucracy-and-the-state.

[20] 有关专注于这种相互作用的研究，可参见：Michele J. Gelfand 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and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A Global Analysis，”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5, no. 3 (2021): 135–44; Julian W. Tang et al.,“An Explo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Affecting How Different Global Regions Initially Reac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nterface Focus 12, no. 2(2022), article 20210079.

[21] Jason Roberts, Every Living Thing: The Great and Deadly Race to Know All Life (New York:Random House, 2024); Paul Lawrence Farber,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mes L. Larson,“The Species Concept of Linnaeus,” Isis 59, no. 3 (1968): 291–99; Peter Raven, Brent Berlin, and Dennis Breedlove,“The Origins of Taxonomy,” Science 174, no. 4015 (1971): 1210–13; Robert C. Stauffer,“‘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 Unpublished Version,” Science 130, no. 3387 (1959): 1449–52.

[22] Britannica , s.v.“ Homo erectus —Ancestor, Evolution, Migration,”accessed Jan. 4, 2024,www.britannica.com/topic/Homo-erectus/Relationship-to-Homo-sapiens.

[23] Michael Dannemann and Janet Kelso,“The Contribution of Neanderthals to Phenotypic Variation in Modern Human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01, no. 4(2017): 578–89.

[24] Ernst Mayr,“What Is a Species, and What Is Not?,” Philosophy of Science 63, no. 2(1996): 262–77.

[25] Darren E. Irwin et al.,“Speciation by Distance in a Ring Species,” Science 307, no. 5708(2005): 414–16; James Mallet, Nora Besansky, and Matthew W. Hahn,“How Reticulated Are Species?,” BioEssays 38, no. 2 (2016): 140–49; Simon H. Martin and Chris D. Jiggins,“Interpreting the Genomic Landscape of Introgression,” Current Opinion in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47 (2017): 69–74; Jenny Tung and Luis B. Barreiro,“The Contribution of Admixture to Primate Evolution,” Current Opinion in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47(2017): 61–68.

[26] James Mallet,“Hybridization, Ecological Races, and the Nature of Speci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ase of Speciation,”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3, no. 1506 (2008): 2971–86.

[27] Shannon M. Soucy, Jinling Huang, and Johann Peter Gogarten,“Horizontal Gene Transfer:Building the Web of Life,”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6, no. 8 (2015): 472–82; Michael Hensel and Herbert Schmidt, eds.,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n the Evolution of Pathogene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mes A. Raymond and Hak Jun Kim,“Possible Role of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n the Colonization of Sea Ice by Algae,” PLOS ONE 7, no. 5 (2012), article e35968; Katrin Bartke et al.,“Evolution of Bacterial Interspecies Hybrids with Enlarged Chromosomes,”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14, no. 10 (2022),article evac135.

[28] Eugene V. Koonin and Petro Starokadomskyy,“Are Viruses Alive? The Replicator Paradigm Sheds Decisive Light on an Old but Misguided Question,”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59 (2016): 125–34; Dominic D. P. Johnson,“What Viruses Want:Evolutionary Insight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Lessons for the Next One,”i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andemics , ed. Philippe Bourbeau, Jean-Michel Marcoux,and Brooke A. Acker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38–69; Deepak Sumbria et al.,“Virus Infections and Host Metabolism—Can We Manage the Interactions?,”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11 (2020), article 594963; Microbiology Society,“Are Viruses Alive?”May 10, 2016, microbiologysociety.org/publication/past-issues/what-is-life/article/are-viruses-alive-what-is-life.html; Erica L. Sanchez and Michael Lagunoff,“Viral Activation of Cellular Metabolism,” Virology 479–80 (May 2015): 609–18;“Virus,”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ccessed Jan. 12, 2024, www.genome.gov/genetics-glossary/Virus.

[29] Ashworth E. Underwood,“The History of Cholera in Great Britai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41, no. 3 (1948): 165–73; Nottidge Charles Macnamara, Asiatic Cholera: History up to July 15, 1892, Causes and Treatment (London: Macmillan, 1892).

[30] John Snow,“Dr. Snow’s Report,”in Cholera Inquiry Committee, The Report on the Cholera Outbreak in the Parish of St. James, Westminster, During the Autumn of 1854 (London: J. Churchill, 1855), 97–120; S. W. B. Newsom,“Pioneers in Infection Control:John Snow, Henry Whitehead, the Broad Street Pump, and the Beginnings of Geographical Epidemiology,” 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64, no. 3 (2006): 210–16; Peter Vinten-Johansen et al., Cholera, 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A Life of John S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odore H. Tulchinsky,“John Snow, Cholera,the Broad Street Pump; Waterborne Diseases Then and Now,” Case Studies in Public Health (2018): 77–99.

[31] Mohnish Kedia,“Sanitation Policy in India—Designed to Fail?,” 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e 5, no. 3 (2022): 307–25.

[32] Catherine Salmon and Jessica Hehman,“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Sibling Conflict and Siblicide,”in The Evolution of Violence , ed. Todd K. Shackelford and Ronald D. Hansen(New York: Springer, 2014), 137–57.

[33] Ibid.; Laurence G. Frank, Stephen E. Glickman, and Paul Licht,“Fatal Sibling Aggression,Precocial Development, and Androgens in Neonatal Spotted Hyenas,” Science 252, no. 5006(1991): 702–4; Frank J. Sulloway,“Birth Order, Sibling Competition, and Human Behavior,”in Conceptual Challenges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novative Research Strategies, ed.Harmon R. Holcomb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1), 39–83; Heribert Hofer and Marion L. East,“Siblicide in Serengeti Spotted Hyenas: A Long-Term Study of Maternal Input and Cub Survival,” 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62, no. 3 (2008): 341–51.

[34] R. Grant Gilmore Jr., Oliver Putz, and Jon W. Dodrill,“Oophagy, Intrauterine Cannibalism,and Reproductive Strategy in Lamnoid Sharks,”in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Phylogeny of Chondrichthyes , ed. W. M. Hamlett (Boca Raton, Fla.: CRC Press, 2005), 435–63;Demian D. Chapman et al.,“The Behavioral and Genetic Mating System of the Sand Tiger Shark, Carcharias taurus , an Intrauterine Cannibal,” Biology Letters 9, no. 3 (2013),article 20130003.

[35] Martin Kavaliers, Klaus-Peter Ossenkopp, and Elena Choleris,“Pathogens, Odors, and Disgust in Rodents,”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119 (2020): 281–93; Valerie A. Curtis,“Infection-Avoidance Behavior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Trends in Immunology 35, no. 10 (2014): 457–64.

[36] 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56; Marvin Perry and 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s., Antisemitic Myths: A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nth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26; Roderick McGrew,“Bubonic Plague,”in Encyclopedia of Medical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45; David Nirenberg, Communities of Violence: 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tina Baradel and Emanuele Costa,“Discrimination, Othering, and 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ing of Pandemic Diseas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18, no. 18 (2020); Alan M. Kraut. S ilent Travelers: Germs, Genes, and the“ Immigrant Menace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Samuel K. Cohn Jr., Epidemics: Hate and Compassion from the Plague of Athens to AI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7] Wayne R. Dynes, ed., 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y , vol. 1 (New York:Garland, 1990), 324.

[38] John Bowker,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World Relig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41–44;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2003), chap.9;Laura Kipnis, The Female Thing: Dirt, Sex, Envy, Vulnerability (London: Vintage, 2007),chap.3.

[39] Robert M. Sapolsky, 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17), 388–89, 560–65.

[40] Vinod Kumar Mishra,“Caste and Religion Matters in Access to Housing, Drinking Water,and Toilet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National Sample Surveys, India,” CASTE: A Global Journal on Social Exclusion 4, no. 1 (2023): 24–45, www.jstor.org/stable/48728103; Ananya Sharma,“Here’s Why India Is Struggling to Be Truly Open Defecation Free,” Wire India ,Oct. 28, 2021, thewire.in/government/heres-why-india-is-struggling-to-be-truly-open-defecation-free.

[41] Samyak Pandey,“Roshni, the Shivpuri Dalit Girl Killed for‘Open Defecation,’Wanted to Become a Doctor,” Print , Sept. 30, 2019, theprint.in/india/roshni-the-shivpuri-dalit-girl-killed-for-open-defecation-wanted-to-become-a-doctor/298925/.

[42] Ludovico Ariosto, Orlando Furioso (1516), canto 14, lines 83–84.

[43] William Shakespeare, Henry VI, Part 2 , in First Folio (London, 1623), act 4, scene 2.

[44] Juliet Barker, 1381: The Year of the Peasants ’Revol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W. M. Ormrod,“The Peasants’Revolt and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9, no. 1 (1990): 1–30, doi.org/10.1086/385947;Jonathan Burgess,“The Learning of the Clerks: Writing and Authority During the Peasants’Revolt of 1381”(master’s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2022), escholarship.mcgill.ca/concern/theses/6682x911r.

[45]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 2:427.

[46] Rodolphe Reuss, Le sac de l ’ Hôtel de Ville de Strasbourg (juillet 1789), épisode de l ’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en Alsace (Paris, 1915).

[47] Jean Ancel, Th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Romania (Jerusalem: Yad Vashem, 2003), 1:63.

[48] 罗马尼亚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的命运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但出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在1938年是否失去公民身份与之后是否遭到杀害有高度相关性。参见：“Murder of the Jews of Romania，”Yad Vashem，2024，www.yadvashem.org/holocaust/about/final-solution-beginning/romania.xhtml#narrative_info; Christopher J. Kshyk,“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The Exter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Jews Under Antonescu’s Regime,” Inquiries Journal 6, no. 12 (2014), www.inquiriesjournal.com/a?id=947. VGp1+VNhNRzPuEBOXB3FJf5MJ7nU47eaF2AZa1JRp7UK+Bpp/0mIvyv9oDcOclYa